四、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与社会系统的相互影响

休耕期缩短是人类干预生态系统强度特别是农业生态系统强度的标志，随着人口的增长，对有限的土地持续开发的区域也越来越多，农业生态系统在休耕期缩短和劳动力投入水平增加的情况下，系统本身也越来越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区别开来，见表1。

表1．  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在历史过程中逐渐显示出的区别[1]

    农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和集约化的提高，不但改变了生态系统，并且人类自身也越来越依附于农业生态系统，由于农业生态系统的自平衡远远低于自然生态系统，如表1所反映的也正是这种不稳定性在各方面的体现。所以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要高度依赖于人的调控，这种相互的依赖性和共生性决定了相互之间的同化，农业系统的不稳定也必然要反映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也就是社会系统上来，农村公社时期那种稳定的土地公有制，定期的轮歇制在人口增加、生产强化和内部贫富分化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下而逐渐向土地私有、短期休耕或土地连作的方向发展[2]。在小农生产者之上的农村公社制也逐渐在掠夺土地的战争逐步升级的情况下被破坏掉，村庄从此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小农户要向政权系统纳税。不但如此，在村庄内部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的条件下小农户可能还要付出高昂的地租来租种地主的土地。从整体上看，随着农业生态系统在人口压力下的扩展和不稳定性的增加，一种新的系统SET又在农业生态系统基础上建立起来了。SET严密地控制着TET的调控者──人，也就是小农生产者，正象小农生产者严密地调控着TET一样。人类社会的自身的管理系统正是这样被农业生产管理系统所同化。

    如果将小农户纳入社会系统中，并用各种资源表达农业生态系统的话，我们可以象图4那样表达社会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关系。如果图3易于描述一个村庄一定时期内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的话，图4则更容易历史地描述一个地区农业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作用。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口、技术、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阶层化等因素都是相互作用并影响到投入的水平，如政治可以通过调整社会的结构来影响人口与技术，而人口和技术则直接影响投入的水平。而意识形态往往可以直接影响到社会结构、人口和技术，总之，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投入的数量和性质，也决定着所能从农业生态系统所得产出的数量和性质。

    在中国长达二千年的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社会体系中，SET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TET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集权政府的作用。正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农业生产依赖于政治，正象欧洲依赖于天气一样”。

图4  TET与SET之间的相互作用[3]

    从历史上看，能够对TET进行正确的、稳定的政治操作应该是这样的：

    （1）减少压迫程度，削减F[b1,]和F[b2,]的值，削减F[b1,]的措施关键在于削减寄生在官僚系统中的寄生人口，这样才能减少赋税压力；减少F[b2,]的措施在于抑制土地兼并，实行耕者有其田。“文景之治”的成功正在于削减F[b1,]，而“贞观之治”则在于削减F[b2,]，也就是以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贯彻“均田制”，打击地主豪强。

    （2）在开国之初，耕者大都有其田，削减F[b1,]的措施也很明显，到王朝经历一段时期以后，人口增加，地租上升，正确的政治措施不但在于削减F[b2,]，还在于组织水利建设，推广农业技术，如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特色，正是如此。这种措施在于推动小农户增加了对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水平和技术改造水平，当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水利和新技术时，这种TET对SET的依赖性也就越大。汉武帝时期长安和关中地区的人口对西北水利高度依赖，现代日本、台湾农村地区的小农生产对政府在技术提供方面的依赖也说明这种情况。

    封建统治者在政治的操纵过程中往往做不到这两点，特别是当人口增长到一个地区负载量极限时，国家政权不但不能够组织水利建设、推广和鼓励新的农业技术的应用，而且由于官僚体系的庞大、腐败，豪强地主的崛起，剥削格外严重。这一切都会使各种形式的农业投入品减少，使本来就不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更难提供稳定的产品供给，当产品供给满足不了人口的需要时，整个SET系统便会发生大动乱，人口出现大削减，而动乱时期的TET系统则由于得不到投入的保证而向NET系统复归。动乱时期大量的荒芜土地便是这种回归的反映。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生态系统的范围和稳定性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我国地域的广阔性，自然生态系统多种多样。农业生态系统在泛化过程中也在与各地区的生态环境相结合的过程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形成许多种不同的农业形态，尽管这些农业形态都是集约化农业经营的泛化。

    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劳动力集约化。铁器时代以后，这个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在强化开发的条件下，已显示出高度的不稳定性，因为这个地区的干旱条件和易流失的土壤条件难以使农业生态系统在连续的耕作条件下保持稳定。当一定程度的休耕期放弃之后，这个地区的农业就显得对水利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西汉时期水利建设搞得好，农业和人口密度也达到高峰；当水利建设衰退时，农业和人口就呈明显的下降状态，以陕西为例，西汉末年的高峰人口数为327万人，东汉时期由于水利事业荒废，人口不足100万人，在以后的几百年动乱时期人口更少，一直到隋、唐盛世期间人口才恢复到300—400万人之间，以后长期在这个水平上波动，到17世纪新作物引进以后，才又开始上升。可以说传统的以栗麦为主体的旱地农业形态，其人口负载力在传统时代里已经在西汉时达到了高峰，并且随着持续时间的加长而显示出愈来愈不稳定的特性。对依赖于北方农业的封建政府来说，也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隋代以前，黄土高原和次生高原地区有一半时间处于动乱状态。以后，政府系统不得不加强对另一个生态系统的依赖，大运河的开凿正是实现了这种依赖作用。

    黄土高原农业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旱灾频率加大，长期的开发使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坏，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下降。在同样的降雨条件、同样的人口压力条件下，人们对旱灾的感受明显地增强。西汉末年陕西地区旱灾的频率是100年发生15次，到8世纪也就是盛唐时期，从气候条件上看，尽管降雨量比汉代增加，但旱灾的频率已经增长到100年发生43次[4]。由于这两个时期人口压力也基本上相等，可以断定黄土高的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至少增加了1倍以上。

南方水田稻作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开展潜力，是远大于北方旱作农业生态系统的。水田稻作业不但可以提供比北方旱田高出1倍的产量，稻田的水面覆盖还可以防止土壤流失，并相对地稳定土壤中的氮和有机质的含量，现在太湖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达28.2g/kg，而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地区旱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才有10.4g/kg和9.7g/kg；太湖地区水田的土壤含氮量达1.47g/kg，而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旱田的土壤含氮量只有0.7g/kg和0.63g/kg[5]。从社会系统方面看，宋以后，南方地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并在这个基础上保持政治系统的相对稳定。由于人口的增加，人均土地数量的减少，封建地租在后期达到很高的水平，剥削程度远超过北方，但一直到清末，并未发生大规模动乱，充分体现了南方地区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对社会系统的支持作用。封建统治者只要维护社会稳定、抗御北方的侵犯者，便可以获得长期的稳定统治，与封建社会前1000年的那种政治动乱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没有“均田制”的推广，也没有汉武帝那样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但宋、明、清三个王朝统治时间各长达300多年，只是到了清末，南方地区在人口压力进一步加强的条件下，才发生象太平天国这样的动乱[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