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吴良镛，2003）。这种建筑文化危机正是又一次文化认同危机的结果，城市景观建设中的贪大求洋、欧陆风的兴起无不是这种危机的表现。

　　如果说殖民建筑、“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式的公园，以及对传统中国建筑的模仿，是“五四”时代第一次文化认同危机在设计学领域的体现的话，“城市化妆运动”正是当代第二次文化认同危机为城市景观建设带来的恶果（俞孔坚，2003）。作为当代中国设计师，我们应该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决不应让“城市化妆运动”背后的落后思想遮挡设计学的现代化，特别是景观设计领域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是每一个设计师所应该回答的问题。法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非常宏伟巨大，它跟圆明园是同时代的，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中国的紫禁城，是中国封建帝国的经典，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当年希克斯图氏五世(Sixtus V)和相继的多位罗马教皇，通过向信徒们卖“赎罪卷”，营造了一个圣比德广场，而我们的教科书却把它当作宝典，顶礼膜拜。从古希腊，罗马帝国，再到法兰西，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形式、甚至同样的精神，如同一个不散的幽灵，最终来到了中国的城市，成为当代许多中国人主动或被动的认同。几乎每一个城市至少有一个大广场，几乎所有这些广场的模范就是凡尔赛宫前的广场和模纹花坛，或是罗马圣比德广场，或者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广场：我们在认同古典欧洲的君主和教皇、或者认同于古典中国的帝王和士大夫。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认同于所谓“最现代”的

建筑和景观，杰出的例证是国家大剧院，它是法国建筑师在中国首都的杰作，它将迫使未来的中国人去认同。另一个例证是中国央视大楼，在传媒时代央视大楼相当于一个民族最权威的象征，一张不可误认的民族身份证，这是中国人正在准备要认同的。我本人不试图从建筑学本身的角度来评论它们，它们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但是这种建筑的背后，作为接受了这种建筑的人们，实际上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们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理性、科学与民主、功能服从形式：而是在用十倍、甚至更昂贵的花费，在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展示建筑。正是在当代的中国，那些“帝国”建筑师们实现了他们的“帝国”梦想。我似乎重新听到了100年前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建筑师Daniel Burnham的一句名言：“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见Pregill and Volkman, 1993，p540）；我也回想起英帝国主义建筑师Edwin Lutyens和Herbert Baker在他们的的新德里的宏伟设计被采用时的兴高采烈和手舞足蹈，高呼：帝国主义万岁，专制万岁（见Hall, 1997，p186）。所幸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大大加速了中国真正走向一个理性、科学、民主和平民化时代的进程，“帝国”建筑的短命是可以预见的。作为当代中国设计师，我们更应当深刻领会中央的改革与创新精神，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决不应让“帝国”建筑，遮挡民主和科学道路的前景。

　　边缘上的中国使我们的文化与民族面临身份的危机：是古典的西方帝国？封建的中国古典？还是帝国的现代西方？

　　2.2 第二大危机，中国人地关系的危机

　　回忆新文化运动当年的危机，当时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还没有生态危机，人地关系危机还没有今天严重，广大的乡村还被西方人士描写成“诗情画意般的”（Boerschmann, 1906）。而我们这个时代又多了一层危机，就是人地关系的危机。

　　去年中国人实现了千年的飞天梦想，神州５号遨游太空，这是了不起的，值得全体炎黄子孙的欢呼。中国人得以亲眼看到中国大地的全貌。我则希望这张祖国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那是一幅何等辽阔而又如此枯黄的土地!与她的邻国相比，她的绿色是何等希缺。我似乎看到年迈多病的母亲在向贪婪的儿女们济尽最后的乳汁。而如果我们将这影像在某一点放大，就可以看到湖南山中的一座吊脚楼前，三五位老乡正用被几代人使用过的锄头，将一株百龄老樟树，从祖先的坟旁连根挖起，砍掉茂密的枝叶，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大树收购商手里接过60元人民币，眼巴巴地望着拖拉机将那断了枝叶的祖先手植树拉往城里……当她们再次出现在城市景观大道旁边或高档别墅区里时，已是生价万计，而留给土地的不仅仅是那个黄土坑，还有那黄色的溪流；失去的也不仅仅是茂密的枝叶，还有包括那棵树上的昆虫和地下的蚯蚓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以及那庇护家园的“风水。”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美化和绿化，在搞所谓的房地产建设和城市建设。而整个过程中，设计师多半是个帮凶。

　　关于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许多学者都有论述(如吴良镛，2002; 胡序威，2000; 周一星、曹广忠，1999等)。据研究，在未来近十多年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从目前的36%达到65%(吴良镛，2002; 胡序威，2000; 周一星、曹广忠，1999)。同时，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也已经开始，并日益严重(周一星，孟延春，2000)。以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为例，可以发现城市无节制的蔓延是多么的快速，大地景观的变化是多么的剧烈和让人生畏。我们在远离土地。再看未来北京CBD的电脑模拟图，和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争者——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与香港的认同程度昭示了未来中国居民的身份和处境。再看那被填去、污染的、和被硬化的河流……中国人地关系面临空前的危机。

　　人地关系包括人对土地的依赖性和人所具有的主动地位。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由于技术的进步和人类作用的加强，存在着过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片面地按照人类需求来改造环境，有时会违背自然规律，酿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苦果（郑度，1994）。当代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主要表现为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加剧了这一矛盾。而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没有善待土地，在无知与无畏的态度下，虐待、糟蹋有限的土地（俞孔坚等，2000，2003）。

　　高速城市化扩张包括原有城市建成区的扩大，包括新的城市地域、城市景观的涌现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原来的农田、自然林地、草地等多种多样的土地镶嵌体都变成了单一的城市建成区。大地景观正在发生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化，其影响无疑是根本性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

　　3．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白话的城市与白话的景观

　　在一个实现了民族独立，开始走向国家强盛的时代，面对严峻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这两大危机，继续新文化运动，重新认识“五四”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和反帝反封建，完成八十五年前没有完全实现的文艺复兴的使命，对设计学可的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巨大的成果。回顾和对照一下当年对文言文的批判，再来认识我们现在城市景观建设领域的某些思想意识，就会发现历史是何其惊人的相似。

　　在当时，由于历史造成的分离，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早已脱离普通民众，脱离日常生活，仅仅作为一种上层身份的标识存在于正式的通电、文告之中。因此，白话文倡导者们提出要打倒和废除这些“死文字”，因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胡适，1981）。而在旧派人士，却一定要维护文言文这“天下至美”的文字，维护士大夫与“引车卖浆之徒”相区别的一种身份。所以，鲁迅曾讲，“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鲁迅，1982）。”胡适当年尖锐地批判到：“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正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1981，《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以他宣告：“死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要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也许他是偏激了，但他关于白话文的奋力呼唤难道不值得当代中国设计学的聆听吗？

　　作为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标志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近80多年了，而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国的园林，除了将“拆”旧建新外，却似乎并没有受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洗礼。相反，暴发户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观成为当今城市化妆运动的主角（见俞孔坚等2000,2003）。一向被奉为国粹的封建士大夫园林却成为中国五千年封建意识形态的最终庇护所，挥之不去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相杂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是作者对中国目前城市景观、城市的建筑、特别是城市的园林和建设的一种危机感。

　　为什么中国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会落后呢？简单的讲有以下几大原因：

　　第一个方面，五四之后，从思想文化本身来讲，新文化运动没能继续走向深层，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于社会深处；

　　第二个方面，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阴差阳错，很多杰出的设计师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开展现代景观设计研究和实践，而层出不穷的政治动荡，和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都使中国设计界在国际现代设计思潮最活跃的时代，失去了参和交流的机会。

　　第三个方面，改革开放后，在已经全方位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文化认同上的混乱导致了两种反差极大的设计思潮，一方面是崇洋运动，误解现代设计的精神，而把西方设计的形式当作现代；另一方面是国粹运动，所谓夺回古城风貌运动，这两者实际上都是现代化的敌人。而所有这些方面，最根本的是体现在景观设计教育上的落后，其中包括全民设计美育上的空白。

　　必须强调的是，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和白话城市，决不等于西方现代的形式，而是理性与科学、民主和平民化的精神。陈志华先生说得好：“我们中国，不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有大量看上去很'现代'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用民主性和科学性去衡量，它们未必有很高的现代性。这就是说，它们仿了西方现代建筑的外形，却并没有获得现代建筑的本质（1999）。”我们城市街上看到很多的现代建筑，甚至我们看到央视大楼也是极其现代的，我们看到的大剧院也是现代形式的，但是它不是现代建筑的本质，它没有现代建筑内容，它只是形式。哪怕是最现代的形式，如同旧传统和古典的形式一样，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一千个“央视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个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和百万个以展示政绩为目的和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愈来愈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愈来愈远。因为，它们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识和暴发户意识以及古典中国封建士大夫意识的幽灵附体。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观现代观的体现。特别是园林，我们还在摇头晃脑陶醉于我们的国粹园林，当然我决不是置疑它们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但是如果还是用它的原则，用它的理念来造现代中国广大城市居民日常需要的城市景观，重新拾起士大夫的精神，那显然是大错特错。

　　经过20多年，或者说在改革开放后经过了整整一代人的经验和教训积累，而更重要的是，现代精神日益在中国社会中被领悟，我们终于有了实践和实现现代设计的土壤。所以说，我们有条件来继续新文化运动没能完成的使命，将新文化运动进行到设计领域，呼唤景观设计的白话运动，来建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的、日常的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这个“白话文”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俞孔坚 2001）。它是对中国面临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两大危机的应对：

　　（1）所谓足下文化，就是回到平常：尊重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事。平常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从平常和当代生活中找回属于当代中华民族自己的身份，“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以界他时而自立于当代。它的对立面就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的古典中国、巴洛克式的西方古典、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西方现代。那些强调形式主义和纪念性的、无病呻吟的城市化妆，是白话和平常景观的敌人。

　　（2）所谓野草之美，就是回到土地：尊重、善待和适应土地和土地上的自然及人文过程；回到完全意义上的土地而不是片面的经济或其他意义上的土地。重新认识土地是美的、土地是人类的栖居地、土地是需要科学地解读和规划设计的生命系统、土地是充满意味的符号、土地是人人所以之为归属和寄托的“神”—土地之神。只有如此，才能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

　　早在四十多年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个学生就发出了《我们要现代建筑》（蒋维泓，金志强，1956）的呼吁，可惜时代的错误却让他们怀壁其罪。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还他们以公正。“能够表达我们时代的建筑”曾是他们的出发点，景观何尝又不是如此呢？能够表达我们时代的景观，提倡城市景观的“白话文”，回到人性

上一页  [1]  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让城市平民化、地方化，生态化，正是科学与理性，自由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体现。这是一种现代设计学必须抱有的新的社会和土地的伦理。正是平民的、日常的、适宜技术的景观，正是尊重和适应土地及土地上过程的设计，构成城市景观的“白话文”。设计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无疑是中国现代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学所面临的艰巨而令人激动的任务。

参考文献：

Boerschmann, E ,1906 , (trans. L. Hamilton), Picturesque China,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Based on travels in China.
Boerschmann, E.1906 , (trans. L. Hamilton), Picturesque China,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Based on travels in China.
Cosgrove, Denis, E.1998，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Wisconsin, USA.
Hall, P., 1997. Cities of Tomorrow. Blackwell Publishers. Malden, MA. USA.，PP186
Norberg-Shulz, C. 1979. Gehius Loci: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Pregill, P. and Volkman, N. , 1993, Landscape in History. Van Nostrand Reinhold. New York,1987,p540
Relph, E.1976, Place and Placeless. London: Pion。
Seamon, D.1980. A 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 London, England: Croom/Helm.
陈思和，1996，我往何处去—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文艺理论研究，3：8-16
陈占祥，1957，建筑师还是描图机器？见杨永生主编，2003，1955-1957建筑百家争鸣史料，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陈志华，1999，《北窗杂记》，中国建筑的困境与展望，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P.413。
胡适，1981，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导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胡序威，2000，有关城市化与城镇体系规划的若干思考，城市规划，(1):16-21.
蒋维泓，金志强，1956，我们要现代建筑，见杨永生主编，2003，1955-1957建筑百家争鸣史料，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梁启超, 1995年版，中国道德之大原，《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王德峰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P.127.。
鲁迅，1981，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良镛，2002，面对城市规划的”第三个春天”的冷静思考，城市规划. (2):9-14.
吴良镛，2003，论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与创造的历史任务，城市规划，（27） l：12-16
俞孔坚 2001,足下的文化与野草之美―中山歧江公园设计，新建筑，5:17-20
俞孔坚，2002，追求场所性：景观设计的几个途径及比较研究，建筑学报，,2：45-48。
俞孔坚，吉庆萍，2000，国际城市美化运动之于中国的教训(上，下)，中国园林，1:27-33. ；2:32-35
俞孔坚，李迪华，2003，城市景观之路，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张静如，1999，“五四”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2-38
张汝伦2002,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大学学术讲演录》丛书编委会，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PP。283-293。
郑度，1994，中国21世纪议程与地理学，地理学报，（49）5：481-489
周策纵，1999，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
周一星，孟延春，2000，北京的郊区化及其对策，科学出版社，174～194..
周一星、曹广忠，1999，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城市规划， 23(12)：8－14.
邹德侬，2003，中国现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上一页  [1] [2]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