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化建设打下了技术基础。

    在理论方面，1998年周秦针对古籍书目数据的特点，强调古籍书目数据要充分反映古籍丰富的版本信息、文物信息和流传信息，并提出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中的规范问题，认为要建立古籍题名规范、名称规范和主题规范［11］，从而使古籍书目数据库内容结构更加充实和完整。针对古籍书目的规范化建设问题，秦淑贞提出了六个统一:统一机读格式、统一著录规则、统一分类标准、统一主题标引标准、统一字库、统一数据库，即把古籍建库和普通文献的建库一起进行［12］。针对一些具体的自动化系统，有些研究者开始探索直接利用这些系统本身对MARC的良好的支持功能，开展古籍书目数据的建库工作，比如郝艳华提出利用ILAS系统进行古籍书目库的建设。

    在实践方面，1995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筹建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下半年即开始着手筹建普通古籍书目数据库的调研工作，1998年开始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建设，1999年编制了《古籍机读目录格式字段表》。其后，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共同研制了《古籍著录规则》(GB379217-87)，编制了《汉语文古籍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等标准和规范。至2004年，馆藏善本古籍文献书目总库制作工作全部完成，实现了39万条数据的上网检索［13］。北京大学图书馆也在2001年用DC元数据格式开始了古籍书目回溯建库，迄今为止，其用DC完成了数万条古籍书目数据的录入工作［14］。

    (4)联合编目阶段。随着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活动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全面开展古籍数字化和古籍书目库的建设，古籍联合目录的建设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致忠针对古籍联合目录编制所面临的古籍界定范围、目录编法、目录性质、品种定义、版本目录的款目、机读格式、成员馆、分类主题标引工具、著录规范、中心数据库的建立和维护、数据的使用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5］，为中国步入古籍联合目录的新阶段起到了引领作用。

    从2000年开始，CALIS就开始启动了古籍书目联合数据库的筹建工作，在充分调研和前期准备的基础上，2003年12月联合目录正式启动。CALIS以北大、清华、武大、南大、复旦等10所高校图书馆为试点单位，编制了专门的客户端软件和书影扫描软件，制订了专门的古籍联合目录记录编制规范和提交规范，使得多年的期望成为现实。到目前为止，其成员馆扩大44到家，收录的古籍书目数据超过3．1万条，并提供书影对象链接。

    2．2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中业务技术问题随着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的发展，人们结合实践，对开展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的各类业务技术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包括著录问题、分类与主题标引、联合书目数据库的质量控制、规范研究等等。

    (1)著录问题。2001年以来，不少图书馆工作者专门就某一方面的书目著录细则进行了探讨。如2001年的《古籍书目数据库中地方志MARC格式初探》［16］、《古籍书目数据库题名著录的技巧》［17］，2002年的《古籍正题名的CNMARC格式著录》［18］、《古籍题名信息的CNMARC格式著录》［19］、《古籍同书异名的CNMARC格式著录》［20］、《古籍书目数据库责任者信息的著录》［21］、《古籍的CNMARC格式著录探讨》［22］等，围绕以CNMARC、元数据格式为基准的古籍编目细则，选取相对复杂繁琐的项目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说明。而对于基于DC元数据格式建设的古籍书目数据库，也专门制定有相应的著录条例、方法，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目录网络数据库著录条例》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目录网络数据库各字段著录解释》。2002年，杨晏平在《古籍数字化联合目录的客观著录问题》中特别强调了古籍书目的客观著录原则，指出:不论是机读目录还是DC元数据格式，先后都已经历了从实验到实用的过程，而古籍数字化联合目录的建设工作，给客观著录原则提出了更多、更细的要求;应加快古籍著录规则的修订，加强古籍名称规范的制订工作［23］。

    (2)分类、主题与名称规范问题。如《书目数据库建设中的古籍分类问题》［24］、《浅谈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中的主题标引》［25］都针对古籍分类标引的统一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们认为，需要采取符合中国古籍文化特点和文献特征的分类表和主题词表进行有效标引，充分利用比较成熟的四库分类法和有关类名进行设类和主题词设置。在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的过程中，由于书目格式、规范格式的不一致性，导致了古籍书目库建设的标准化和规范化问题，一些研究者从多维的视角进行了思考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他们认为，应该由国家图书馆牵头，联合台港澳以及美日韩等国际组织，建设中国古代文献的名称规范，以建立权威统一规范库，以解决中国古籍源远流长，纷繁多姿的题名变迁、出版者变迁和作者名称的各种变化。

    (3)联合目录中的数据重复与质量控制问题。由于古籍在出版过程，版本变迁在出版的过程所产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以及收藏与使用的过程中所带来的人文因素，导致善本与非善本的标准以及善本的标准对书目记录的创建，品种与复本的认定和识别存在难以一致把握的问题，因此也导致在联合目录的建设中会出现重复记录。如何确认重复记录，避免重复记录，应从编目原则和制度、系统查重和去重辅助、编目员的业务素养等几个方面来改进联合编目的机制。在这方面，杨健等人分析了“CALIS古籍联合目录”中所出现的重复记录的情形及其产生的相关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控制政策，强调从查重机制、品种认定原则、版本确认、编目员的业务素养等方面加强控制［26-27］。

    (4)专题书目库的建设问题。综合性的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建设日益走向成熟，对于专题性的古籍文献的书目库的建设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不少研究针对中医、农业、地方文献以及民族古籍的专题库的建设发表了各自的看法［28-32］。他们认为，要根据中国古典文献的学科特点，选择具有中国古典文化特性、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对于现代学科依然有着不可取代的富有建设意义的中医、农业、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古籍进行专题书目数据库建设，他们分析了专题库建设的现状，存在的各种问题，比如重复建设，格式不一，选取标准不一，著录层次和详细程度不一等情况，提出要加强国家和地区选题规划和分工协作，利用现有国家或国际标准在通讯格式、著录规范等方面进行统一。

    对于民族文献的处理方面，针对客观著录和主观著录的关系处理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并提出开发可以处理民族文字的大型文字集(如Unicode)建议，使之可以接纳多种民族文字的录入、转换、系统识别，建立民族古典文献版本数据库的设想。对于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中医、农业、地理、历史等古典文献，很多学者提出要充分保护、开发、挖掘这些知识宝库，把书目库的建设和全文库结合起来，努力解决保真、保护、文本转换的关系，加强统一标准的建设和软件的开发等。

    (5)过程研究。针对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的模式选择、前期准备、人员配置等过程的研究，也有不少观点出现［33-35］，比如季水娟提出了当前古籍建库的两种模式:集中式和分散式，并认为积极利用互联网，利用统一的交换格式，在分散的计算机终端运作，然后提交到具有一定控制机制的中央数据库中是比较好的选择。而魏书菊认为，为了保证古籍书目建库的顺利开展，应在开展之初作好充分的前期准备，统一标准，加强人员的在标准、格式、古籍知识的培训，加强古籍的清点等。刘淑文则针对古籍文献建库的特点和其复杂性，提出要包括正确的领导，历史古汉语专业、信息管理专业、计算机专业等多方面的人才配置，通过合理分工，密切合作，来保证建库的质量和效益。这些对于古籍建库的计划和实施都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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