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成分研究等，均取得了明显进展。这些研究为科学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应用技术研究方面，继续研究种植制度与抗虫性品种控制害虫的作用；试验了解决害虫抗药性问题的技术措施；生物防治受到极大的重视并得到了迅速的进展，微生物杀虫剂的生产技术和产量不断提高，利用人工卵大量繁殖赤眼蜂的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以天敌蜘蛛为主要生防因素的防治面积不断增加[10] 。
90年代以来，我国的IPM技术已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接轨，使无公害农业和防灾减灾有机地结合起来。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初期，我国综合治理面积仅130万hm2左右，80年代中期扩大到460万hm2，90年代综合治理面积每年以150~200万hm2的速度递增，到1999年，全国粮、棉、油、糖、菜、果、茶等十多种作物上实施IPM的面积达2800万hm2以上[11] ，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害虫防治科技的变迁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政府的正确决策是学科发展的必要前提。

三、政府主导科研活动的利弊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国家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科学背景和经济基础的影响，我国在科学技术管理上实行全面与直接的政府干预，在科技政策上，主要采取计划推动、行政安排。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可以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以高层的集中领导和严密组织，对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及自然资源进行全面的调配和使用，能使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问题得到尽快解决，并促进相关分支学科、方向在短期内取得显著进展。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无疑是计划科研体制下最有代表性的硕果。

我国在蝗虫治理研究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一个典型事例。由于蝗虫的严重危害，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对蝗灾控制和蝗虫研究高度重视，中央人民政府在农业部病虫害防治局内专门设置治蝗处，统一领导全国治蝗工作。1953年开始在全国主要蝗区建立了蝗虫防治站。在科研力量上，以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7年改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为主，调集全国昆虫、植保等研究人员，深入蝗区，开展全面的调查研究与防治工作。通过各级政府、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几千年来危害深重的蝗灾终于得到有效控制，1950~1997年间，累计净改造蝗区面积367.8万hm2，使蝗区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21万hm2减少到90年代的153.2万hm2，共减少70.6%[12] 。在治理蝗虫的过程中，50~60年代昆虫生理学、昆虫生态学等分支学科以蝗虫为主要研究对象，在飞蝗的区系分类、形态学、组织学、生理、生态等基础理论及飞蝗治理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富成果，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

然而，政府在科技管理工作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科技规划及科技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政府决策者需要科研活动产生直接和迅捷的经济效益，注重科技的功利性和实用性，难免在科技管理中存在急功近利，尤其是一些不具备短期效应的基础性研究容易受到忽视，使科技的长远发展缺乏后劲。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科技研究开发经费（R&D）的绝对值逐年增加，但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即使在90年代后期这一比重有所上升，2000年达到了1%，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总的来说，我国科技投入的强度不足。从图1中可知，在总量不足的研究发展经费中，还突出地存在内部结构比例不当的问题，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过低，多年来一直徘徊在5%左右的水平。以2000年为例，我国研究与发展经费中，应用研究占26.39%，试验发展经费达68.43%，基础研究的比重仅为5.18%。而发达国家一般在15%以上。

图2 R&D经费内部结构比例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这种重功利轻基础的现象在昆虫学50年的发展中也很突出。“科学研究与生产建设相结合，是新中国昆虫学的总方向”[13] 。这一指导方针对农业昆虫学、医学昆虫学等应用性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也解决了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但是长期以来过分强调科学研究为生产实践服务的方针，加之由于国家资金有限，只能投入到当前在生产建设领域急需解决的课题中，使我国的昆虫学基础研究受到制约。甚至一度把基础研究视为“三脱离”而加以批判。

即使是对基础性研究本身，也强调其成果的实用性。如昆虫分类学本是一门基础性分支学科，但长期以来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导致分类学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与农林生产和医学保健密切相关的目科，如代表我国昆虫分类最高水平的《中国动物志·昆虫纲》各卷，基本以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目科为对象。而大量的分类空白，妨碍了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现象在昆虫生理学、昆虫病理学等学科中也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昆虫学都严重缺乏基础研究。

基础性研究的不足，反过来妨碍了突破性应用成果的创新。在比较突出的某些应用研究领域，虽然部分成果一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没有基础研究和基础性应用研究作支撑，缺乏发展后劲，逐渐与世界先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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