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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政治因素及政府政策对中国现代昆虫学发展的影响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09-01-10 12:12:36   点击数:[]    

础上进一步提出“全面防治,土洋结合,全面消灭,重点肃清” 的植保方针。要求全党全民一齐动手,开展一个声势更为浩大的彻底消灭农作物病虫害的运动;在爱国卫生运动方面,要求除四害运动做到彻底消灭干净。因而,对农药的需求更为迫切。全国各地掀起更大规模的土农药运动。许多地区提出非常宏大的土农药规划。江西省提出“人人采药、队队建厂、坵坵使用、块块丰收”的口号;山西省的口号是“土洋并举、大小结合、利用矿藏、采集毒草、保证作到用多少有多少,何时用何时有,要什么有什么”;福建省采取全面发动群众大搞土农药运动,生产计划是1500万吨,这个数字相当于1958年全国土农药使用量的总和[8] 。

土农药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植物保护和农药科学的相关研究。各级农业科研部门和相关研究单位均进行了土农药的分析、筛选和提制研究。在土农药运动中,中央组织有关十个科研单位联合组成土农药科学研究办公室,对全国的土农药样品进行了分类鉴定、化验分析、提纯精制、药效测定和贮存保管等的研究试验工作,并根据各地资料汇编成《中国土农药志》一书。《昆虫知识》(1959年第1期)特地出版了土农药专号。

土农药在防治棉田斜纹夜蛾、水稻螟虫及稻飞虱等害虫上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各地生产的数百种土农药,大多配制技术粗糙,有效成分低,药效不稳,难以达到预想的防治效果。然而受到当时浮夸风的影响,各级政府过于强调土农药的使用效果,使众多昆虫学家和广大农民投入到大搞土农药的运动中,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

(二)政府植保方针的变迁及其对害虫防治科技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关部门主持制定过一系列植保方针,用以指导当时的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随着政府相关方针政策的变化,我国害虫防治科技的发展出现了几次大的转折。

我国1950~1955年农业害虫防治的方针是“防重于治”。1956年适值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鉴于DDT等有机合成农药在害虫防治中的明显功效,提出了“有虫必治,重点消灭”的方针,其后又提出“全面防治,重点消灭”。“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具体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七年或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各地区应当把当地其他可能消灭的主要虫害和病害,列入消灭计划之内。”1958年全国农业生产大跃进,次年农业部提出了新的方针:“全面防治,土洋结合,全面消灭,重点肃清”。上述方针在防治目标上强调对害虫的彻底消灭,防治措施上强调使用化学农药,化学防治面积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扩大。1952年各种化学农药的供应量为1717吨,化学防治面积3000万亩;1957年化学农药供应量增至148 985吨,化学防治面积增加到5亿亩。1958年全面大跃进以后, 1958年化学农药的使用量达478 000吨,防治面积13亿亩[9] 。在这种以“消灭”为目标的植保方针指导下,植保工作以化学防治为中心,生物防治等其他防治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

1975年5月,农林部根据国际IPM理论的发展和国内植保工作的形势制定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新方针,其原则是:“以防作为贯彻植保方针的指导思想,在综合防治中,要以农业防治为基础,因地、因时制宜,合理运用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措施,达到经济、安全、有效地控制病虫为害的目的。”这一时期在防治方针中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的综合受到更多关注,生物防治受到或多或少的过分强调,但化学防治仍是最主要的防治措施。

80年代中期,随着国外新型农药特别是菊酯类杀虫剂的大量涌入和生产管理体制的原因,化学农药出现大量、不合理的使用,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与社会问题,如天敌大量杀死,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害虫抗药性日趋严重;环境污染和农药残留危害人类健康。因此,政府开始重视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1986年提出新的综合防治原则:“综合防治是对有害生物进行科学管理的体系,它从农业生态系总体出发根据有害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充分发挥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因地制宜协调应用必要的措施,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受害允许水平之下,以获得最佳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这一新的防治方针包含了三个基本观点,即生态学观点、经济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实际上与60年代中期在国际上兴起的害虫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的内容一致。与传统综合防治相比,害虫综合治理在防治策略上是一次飞跃。前者主要依靠化学农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后者要求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重视天敌的自然控制作用,即在重视生态效益的前提下获得经济效益。

“六五”期间,害虫综合治理研究开始列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从项目实施以来,我国在综合治理的研究与推广应用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应用基础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长距离迁飞与短距离扩散的行为研究,为害损失模型的研究,主要害虫经济损失阈值和防治指标研究,寄主植物对害虫的耐性和抗性研究,无明显形态区分的近缘种鉴定,寄生性天敌寄主卵膜结构和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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