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减负与改善生活的问题

一个是导向问题。中国的事情就是这么怪，本来在我们的党委系列有纪检，在政府系列有监察，谁增加农民负担谁侵害农民利益纪检监察查处就是，可一把农民负担问题提到各级党委议事日程，就非得成立一个机构，好象不这么做就不足以说明重视。其实不然，减负工作与其它工作一样都有其必然性，不是成立一个机构就能解决得了的，它应该有一个综合治理的过程，更多的是需要一个良好的体制。设立减负办，提出诸如“一事一议”等农村办事的标准和审批程序，用这些举措来保证农民负担平稳，应该说这样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其教条主义的做法同样危害很大，同时也有悖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治村原则。一些乡镇按照组织法的原则和程序办事，本来是合法的。但因个别人反对告状，减负办按其标准核定不能办。在群众中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对农村公益事业的办理十分有害。

多数人和少数人的问题。村委会组织法对办理农村公益事业的组织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应该说多数人和少数人的问题不会存在，但农村现实操作中却逼着我们去思考这一问题。农村家庭情况不同，贫富不同，承受能力有大少，要办大家受益的事需要大家出力，少数人不出力又影响到大多数，强制少数人和大多数人一起出力，少数人可能又告状。何以操作？

实际上，农村的许多事在现体制下要办好是十分困难的，江西省三年公路大决战，由于有了一个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水泥路改造公路里程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几个倍，很多的钱其实都是农民出的。以乡村路改造为例，每公里补助最高限额也只有10万元，不足总投资的一半，农民及村级集体的投资至少占到了一半。去冬开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整治村容村貌的过程中，在各级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有条件先行一步的村子，农民肯定又要出钱。这里又有一个多数和少数的问题。

如何执行多数和少数的问题，除了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还有没有其它更为有效的办法？当然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必须以人为本，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承受能力。此外，还有一个正确认识农民负担的问题。

应该说，在不为乡镇政府承担行政成本的前提下，农民在国家政策的牵引下，为改造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环境所承担的负担应该是合理负担。如果说这一负担不合理，也是体制强加给农民的，而不是哪一级基层政权强加给他们的。按照这一原则处理现阶段农村问题和矛盾应该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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