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写进党的决议、写进《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延长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可以让农民吃下定心丸，进而促使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并且有利于土地的流转。然而，这个判断只考虑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却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公平与效率”何者为先？官方选择了效率，而农民则选择了公平。“两权相益取其重，两权相害取其轻”，农民的选择是有道理的。再说上述判断本身也是不准确的。一是农村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后，农民并没有怀疑党的农村政策会变到哪里去，更没有人怀疑会回到计划经济的年代；二是土地二、三年一小调，三、四年一大调对土地投入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因为没有投入当年就没有产量；三是农村土地流转其实从包干到户的第一天就开始了，而且从来就是畅通无阻的，乡村两级组织一般不加以干涉。近年来，随着农民外出打工的增多，土地流转规模越来越大，多数地方达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种植大户也越来越多，从笔者所在县情况看，每个行政村种植规模在20至30亩的农户有10多户（按专家意见，我国现阶段农民最适合的种植规模就是30亩）、种植规模在30亩以上的也有三、五户。据报道，江西省金溪县今年仅到2月底土地流转面积就达到8。6万，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23%；涉及农户1。8万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30%；全县种植面积超过30亩的大户达625户，比去年增加132户。这些具有一定规模的种植大户都是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自发产生，其中看不到一点政府作用的影子。事实了，政府不干预、限制就够了。
　　
　　这些年来政府旨在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所进行的一些工作，效果很好的不多，负面的影响却不少。如，从1999年开始在全国各地相继开展的延长土地承包期的工作（简称延包工作），就给农村一些地方带来很大的混乱。因为，前面说过对于承包土地，各村民小组都有自已的“章法”，而且一直都在按这个“章法”有条不紊进行着，大家相安无事，现在上面突然来了一个“延包工作”，要求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调整土地并签订一定30年不变的承包合同，这就打破他们原来秩序和平静，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矛盾纠纷，并为日后的冲突埋下了祸根。好在农村多数地方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抵制了这次“延包工作”，坚持按自己的“章法”办事。当然，为应付上面官僚主义的检查，来一番闭门造册是少不了的，只可惜浪费了一大堆的账表、证本，又让农民花了一笔冤枉钱。
　　
　　又如，近年来根据中央要求，各地都开展农村土地流转工作。但，许多地方不是根据当地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精神，而是唯上、唯书，从本本和教条出发，照搬、照套《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流转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如，必须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必须经过发包方同意、必须经过乡经管站鉴证等等。如此不仅没有促进土地流转，相反，还抑制、阻碍了土地流转。如此教条地对待法律条文还直接导致了2004年中央粮食直补政策走样，使政策的效果南辕北辙。如，良种补贴，按政策的精神或者说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对于流转地的良种补贴显然应当给流转后的承租人，但由于文件中加入了“依法流转”的字样，就使得承租人无法感受到中央惠农政策的温暖，因为在农村几乎所有的土地流转都是口头协议，也没有经过发包方（村委会）的同意。不是农民不守法，而是农民没有这个习惯，也完全没有那个必要，多少年都这样了，而且相安无事。好在农民基本上没有理会那些“闭门造车”的文件，否则农村土地流转不是加快而是放慢。
　　
　　再如，对于村民小组自立的调田“章法”，绝大多数村民都会自觉遵守，但也有极少数村民为了占便宜试图破坏这些“章法”，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上访，拿出“30年不变”的杀手锏。对此，乡村干部陪感为难和棘手，因为必竟是有这么一个政策和法律。当然，最终乡村干部还是要维护大多数村民的利益。
　　
　　由上述分析可见，中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的，试图用一部法律规定一个硬性标准来规定土地承包的方式和期限显然不太符合农村实际。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应当正确把握党的政策原则性与灵活相结合的原则，处理好执行党的政策、执行法律和尊重农民群众首创精神、尊重农民自治权的关系；本着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精神，在不违背政策和法律精神实质（这个实质就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保障农地随意改作他用）的前提下，尊重农民群众自己决定土地承包多少年、怎样承包、怎样调整的权力，农民自己能够解决好的事情就不要捆住他们的手脚。当然，政府给予必要的引导和指导也是的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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