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除草剂,传统的中耕技术就不可能按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又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有一套整理秧田,培育壮秧的精细技术和理论,但现在推广抛秧技术,这一套就派不上用场了。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在现代化过程中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也必须用现代科学加以总结和改造,才能使它们得到继承和发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认真开展传统农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研究。首先是需要现代科学去论证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其次是需要用现代科学去改造和提高它,使之具备现代科学所要求的精确性,适应现代社会的条件。只有这样,它才会被人们所承认,才能存在和发展。
2、汲取传统农学的精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学。
中国的现代农学是从西方引进的,现在大学课堂中的农学体系,基本上是搬西方的;如何与中国传统农学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农学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事实上,在西方农学引进之初,这个问题就已经出现;近代中国农史研究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与该问题的探索有关。我国农业科技界的一些老前辈,看到了传统农学对发展现代农学的巨大意义,十分重视对中国农史的研究,有的自己就投身到这一研究中。例如,中国农业科学院第一、二任院长丁颖、金善宝,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都十分重视和支持农史研究,辛树帜本人就农史研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丁颖自己解放前就写了多篇农史论文。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原来是学习和研究植物生理学的,他十分推崇祖国农学遗产的博大精深,把自己的后半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农史研究事业。著名土壤学家王云森,深切了解中国传统土壤学的科学价值,20世纪初就投身于中国土壤史的研究,直到世纪末耄耋之年仍锲而不舍。他和乐天宇、侯光炯等农学界老前辈根据中国传统土壤学提出"土脉学"、"土宜学"的概念,致力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土壤学。侯光炯赞扬王老的《中国古代土壤科学》是"生态系统学"经典,并在其启发下创造了"半旱式耕作法"[2] 。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中国传统农学的确包含许多珍贵的遗产。中国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三才"理论及其所体现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是在长期农业实践中所形成的,它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质,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是符合农业发展的方向。西方现代农业虽然应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取得重大的成就,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研究的结果,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注意不够。因此,西方现代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性。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能源过分消耗、"投入-产出比"下降等弊端已日益暴露,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并重视从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获取启示,以寻找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再次显露出来。我们应该把中国传统农学中的优良传统与西方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建设更新、更高的现代农学。这应该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所包含的任务之一。
3、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慎重对待和妥善保存传统农业文化。 在汹涌澎湃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潮流中,传统文化正在受到严重的冲击。许多传统的东西,或者迅速消失,或者严重变形,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也同样面临严峻的形势。应该说,在这一浪潮中,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些东西消失或发生变化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该十分慎重,应该从历史文化传承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从与现代化的关系看,传统农业所包含的事物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当前农业现代化中能派上用场的,另一种是在当前的农业现代化中派不上用场的。现代化不能与传统割断。传统的东西有的可以吸收改造为现代化中的因素或成分,有的在一定时期仍然需要加以利用;对这些东西,要认真加以研究总结,使之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要防止玉石俱焚,防止在现代化浪潮中把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掉。即使传统农业中那些当前派不上用场的东西(技术、农具、品种等),我们也不能"弃如敝履",而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博物馆、录像、影视、文字记录、保存有关文献等)把它们保存下来,因为这些东西包含着宝贵的历史信息和历史智慧,而当某种新条件、新需求出现的时候,其中的某些部分就可能成为创新的基点;科学文化史上的许多事实都已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我们建立基因库,把包括传统品种在内的各种种质资源保存起来一样;有些品种现在看似无用,以后却可能成为培育新品种的有用材料。总之,传统的东西,无论用得着的或看似用不着的,都不能轻易丢弃,这些东西一旦毁掉,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应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短视症。
以上三项任务,农史研究工作者都有许多工作可做。但这不仅是农史工作者的责任,也是现代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因此,在开展这些工作的时候,现代农业科学工作者与农史工作者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新形势,我们应该用世界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农业史,并使自己的研究更加贴近现实,在研究手段上也应该跟上信息时代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用合作和交流的方式开展中日韩农史的比较研究,应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
注释
[1] 由于我国正史《食货志》偏重于"官经济"的记述,"私经济"管理和运行的材料往往要从农书或其他笔记小说中去寻找。 [2] 柳健:《中国土壤学的奠基人》,张仲葛:《中国的古代土壤科学对人类未来可能的贡献》,《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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