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村则是建学校、公路和水利设施，或者干脆是为了借钱完成迫在眉睫的上缴任务，导致负债累累，积重难返，恶性循环。



  这种乡村债务危机，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也引我们深思：按照法律定位，村委会应当是个非营利的社区组织，本来就不应涉足经济活动。这里存在一个“社”、“企”分开的问题。



  村委会还面临着另外一层角色冲突。作为一个群众性自治组织，从理论上讲，村委会是村民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其经费也来自村民，自当对下负责，主要任务在于办理社区公益事业。而现实中的村委会，更大的精力在于为上级政府“要粮”、“要款”、“要命（抓办计划生育）”，实际充当着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不妨称之为“村公所”，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村”的称谓确有来由。



  概括地说，村集体混同于村委会，村委会进一步混同于村公所（“行政村”）。这是村治的内在冲突。这一链条也进一步将农村集体土地置于政府的附属物的地位。我所亲身接触的农民，几乎没有人认为土地是集体的，问到最后，他都告诉你，土地“是此帖为广告帖！！！！！！点击后出现病毒后果自负！的”。

  四、结束语

  从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到三层缺陷的集体产权，本文试图给出一个分析框架。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不能给出“正确的价格信号”。普遍残缺不全的产权，难以顺应资源的优化配置，并造成村治的内在冲突。今后的改革应在这两个方面加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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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果是在自给率较高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户存粮”这一较为“原始”的数量调节方式，亦可使得表现在市场上的供给弹性相对较大，这一点与纯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将有所不同，在此不作深入讨论。

  ［　2］至于所谓“无农不稳”、“国家粮食安全”等等，乃是出于政治考虑，严格地讲并非经济学的内在逻辑所能及。因此对于农产品进口实行高壁垒政策，倒是较为常见的。

  ［3］黄广明、李思德：“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

  ［4］周其仁，1994，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夏季卷。

  ［5］　陈林：“殊途同归的两条主线”，经济学消息报第393期，2000年7月14日

  ［6］类似地，选举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说白了这是将农民的政治权利打了五折、再打五折。宪法既已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如此明文故犯，是极其严重的违宪行为。可是其他五花八门的束缚农民的制度安排，则往往连这样的“法律”依据都拿不出来。

  ［7］《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蔡华：“土地权利、法律秩序和社会变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法律视角分析”，战略与管理，2000.1，p100－108

  ［9］党国英：《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南方周末》，１９９９年４月２日第１３版

  ［10］张孝直：“中国农村地权的困境”，《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五期

  ［11］陈继宁执笔，1997，农技推广：成本效益与农民决策，《中国农村经济》，1997·8。

  ［12］杜润生：“稳定农民预期与土地制度法律化”，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绩效”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http：／／ccer。pku。edu。com／newsletter／98／043。htm

  13杨小凯：“中国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意义”，李慎之研究学术网站

  14应廉耕，1983，台湾省农业经济，农业出版社，1983年。



  ［15］　值得指出，家庭承包制实际上是允许农民以户为单位占有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资产（主要是土地），并且基本上瓜分殆尽。至于原来“公社”一级的“集体”资产，在“社改乡”过程中，似乎不知所终，其实大都纷纷演变为乡镇政府所有或国营商业、银行部门实际所有（如供销社、信用社）。这是除了国有企事业原有职工的应提未提的养老金，以及农业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剪刀差所转移的农业积累之外，现存国有资产中包含的另一笔历史欠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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