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集权的体制消失了。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民间力量在农村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客观上要求国家将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权让渡给民间，1983年开展了村民自治、直选村主任的试点工作，乡镇的供销合作社、食品公司等经营部门开始改制，国家给予部门的经营特权退出。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总体改革思路是清晰的、符合逻辑的、朝着总体改革方向前进的。但是，从80年代的后期开始，农村政治改革开放的步伐停了下来，有的改革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农村政治改革开放的滞后和倒退，是直接导致了90年代农村衰落的重要原因。
　　　　　　三、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负面作用
　　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分田单干，每亩增加粮食产量250斤。当时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每亩上缴50～60斤粮食就可以了。农民得到了约200斤/亩的实惠，这是第二步经济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
　　由于政治改革开放的滞后，官权不仅没有退，相反还前进了。1985年以前，一个乡镇政府的财税所一般3人左右。到后来，财税所分成了财政所和税务所，再到后来，税务所分成了国税所和地税所。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报道过的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105人，如果加上国税和地税的人，超过了200人。1985年以前，乡镇党委政府的机关人员一般不会超过20人，到90年代，乡镇下面又设置了管理区，乡（镇）区的机关人员一般都在100人以上。80年代，村级民办小学的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到后来全是公办教师了，一个公办教师的工资待遇是四个民办教师的总和，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实质上是教育特权垄断的结果。1985年以前，农村的征粮征税成本大约10％，到90年代中期，农村征税成本高达90％（农村税费现在已经不够发县乡干部的工资了）。
　　到1987年，农民每亩土地的负担需要100斤粮食；到1990年，农民每亩土地负担70元，折合粮食250斤/亩；到1994年，农民每亩土地负担150元，折合粮食约300斤/亩；到1998年，农民每亩土地负担180元左右，折合粮食400斤/亩。进入90年代，对乡镇企业的乱收费开始泛滥，此时，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国家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中西部乡镇企业面临双重压力，加上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消费能力下降，农村市场萎缩，尽管1994、1995、1996三年粮食涨价，也没能扭转中西部乡镇企业开始走下坡路的局面。到1997年，中西部地区农村普遍出现种地负债经营，农民要靠打工收入缴纳各种苛捐杂税。
　　由于农村政治改革滞后，机构和人员过度膨胀，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加剧了农村资本、人才的外流；由于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乡镇政府及其部门成为村民自治最大阻力，村民自治十几年几无进展，乡村矛盾尖锐、干群关系恶化。毫无疑问，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农村凋敝和各种矛盾交织的重要原因。
　　　　　　四、农村改革没有捷径可走
　　我们总希望改革有捷径可走。其实，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的初期、中期都明确无误地指出：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政治改革不同步，经济改革也会走回头路。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
　　假如我们肯定改革就是要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那么，政治改革就必须按照其必然的逻辑进行下去。眼前，一方面是要认真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扩大农村民主，在积极推动村民自治的同时，稳步推进乡镇自治，在总结海选村长经验的基础上，推行村支部书记“两推一选”，在总结四川步云乡直选乡长经验的基础上，扩大乡镇长直接选举和乡镇党委书记党内直接选举的试点范围；另一方面，就是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和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对乡村社区内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切部门，对损害最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切特权，都必须作出有计划的主动退出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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