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师傅看到她的嘴唇艰难地颤抖着，听到她发出了蚊虫鸣叫般的细声：冤......枉......她的眼神随即暗淡无光，她的生命之火熄灭了。她的在执刑过程中一直摇动不止的头颅软绵绵地向前垂下，头上的黑发，宛如一匹刚从染缸里提出来的黑布。5 

　　在这些极端的残酷叙事里混合着一种诗意的赞叹和性虐待的狂欢，莫言声称他要藉此挑战"中产阶级"趣味6，借用批评家的诠释方式，就是用"民间叙事"抵抗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促使我们进一步考虑了这种酷刑与人民之间的内在关系。酷刑在表面上是国家主义的专利，一如刽子手是国家公务员中的一种，但这酷刑戏剧终究是一种国家与人民合谋的节日，人民不仅是演剧的观众和拥有者，更是它的主权拥有者。人民需要一个这样的颂扬暴力的仪典，犹如需要一场古老的人肉祭来满足灵魂的需要。在这种仪式上，牺牲者（祭品），祭司（法官与刽子手）和观众（人民）结成了神圣同盟。人民目击着暴力在酷刑的进程中被实施，赞叹着鲜血、人肉的碎片、受刑者的痛号、姗姗来迟的死亡和照亮茫茫黑夜的火焰。 

　　人民的暴力主义及其嗜血性，曾经受到鲁迅的痛切关注。在他的小说《药》里，为人民解放而做出"牺牲"的革命者"瑜"，就是这样一个人民暴力仪典上的受刑者，他在一个叫做"菜市口"的地点接受砍头的酷刑，而人民则在四周笑观与欢呼。一个肺病患者的家属向刽子手购买了蘸着受刑者鲜血的馒头，成为小说中最著名的细节。鲁迅企图藉此揭发人民的罪行，并对其进行严厉的道德宣判。鲁迅的悲悯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种伦理特征，它表达了在西方语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本朝人民的悲悯与轻蔑7。 

　　所有这些聚集在中国民间的仇恨与暴力，正是滋养流氓主义的最强大的温床。国家与流氓互相敌视着，并且在这种漫长的镇压与反叛之中酝酿着种族内部的仇恨。在《檀香刑》里，拳民首领孙丙是近代流氓主义的一个模范符码，混合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江湖主义的复杂品格，为捍卫妻子的尊严杀死了对其施以调戏的德国技师，并被此后发生的德国士兵的大屠杀所激怒，揭竿而起，成为捍卫民族主权的英雄，却被无耻的国家宣判为叛逆者，接受了严酷的檀香刑。正如《水浒传》里的宋江和林冲那样，他是那种道德上无可指责的流氓。酷刑从一个残忍的角度塑造了他，使他获得了一种类似神明的气质。他的鲜血流淌在行将崩溃的帝国疆土上，散发着经久不息的伦理香气。注释： 
以上小说均出自《杨争光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福柯在其杰作《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的第一章"犯人的身体"里，对西方酷刑有详备的引述，可以作为参考。根据福柯的援引，18世纪初期的欧洲酷刑是这样的：先用车裂将犯人肢解，再鞭打使其昏厥，再用铁丝吊起，使其慢慢死去。或者，把犯人放在席子上沿街拖拉，然后割破他的肚皮，使其内脏翻露出来，让他本人亲眼看到这些内脏被扔到火里，最后才将他砍头和分尸。福柯所描述的发生在1757年法国的对谋杀国王的刺客执行死刑的过程，更是惊心动魄，令人毛骨悚然：刽子手先用硫磺烧灼犯人，然后用大火钳从他四肢上撕下大块肌肉，然后用沸液胡乱浇在每一处伤口上，在再实施车裂，并用匕首切开无法撕裂的肢体。当四肢被肢解之后，它们和躯干一起被扔进火刑台上，然后纵火焚烧，直至其化为灰烬。（台湾桂冠图书，1993年5月版，第1～29页） 
参见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聒噪的时代》，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7月版 
《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240页。 
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一些学者提出在下一个世纪谁决定一部书的命运，究竟是什么人在读书，他们提出一个"中产阶级"的概念，声称要为中产阶级写作。他们说你要想自己的书卖得好的话你就得讨中产阶级的欢心。莫言说，在中国，中产阶级的提法还为时过早。这些年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轻的、软的、绵的作品。我个人来讲不喜欢这些作品，但我没有资格，没有权利不让别人这样做。所以我想用一种民间的东西，所谓民族的东西与这些所谓轻的、软的、绵的东西来一个对抗。--"莫言的《檀香刑》--以酷刑挑战阅读神经"，青年时讯报，2001年8月17日。 
一个有关知识分子对人民的看法的最常见的说法是："哀其不幸"和 "怒其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