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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恋旧的寄托与精神和谐的向往。
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中国热情，同时表现在虚构文本与个人经验中。虚构文本的代表是出版于1901年的《中国佬的来信》，个人经历最典型的是著名哲学家罗素的中国之行。
《中国佬的来信》 以想象中的中国传统文明的尺度，批判现代工业文明庸俗的物质主义。在1901年出版的这部怪书中，中国佬一改19世纪西方传说的丑陋怪诞的形象，又恢复为启蒙运动时代哲学家笔下的东方智者。《中国佬的来信》令人想起启蒙运动时代流行的信札，像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阿尔央斯侯爵的《中国人信札》、哥尔德斯密的《世界公民》。 中国佬对普通英国公民的印象是：一个与大自然脱离的人，一个没有艺术感悟的人，进步可以丰富物质，但不可以丰富道德，也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在中国过去的许多世纪，一直有一批人从前者中解放出来，追求自由艺术……狄更森描述的中国，完全是一个自然、和谐的，表现着西方人对幸福时代的向往与回忆的牧歌田园。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与穷凶极恶的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比较起来，中国文明的优越性首先表现在社会的稳定上，这是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一种道德秩序，它体现在尊老爱幼、敬重祖先的家庭观念上，热爱劳动、尊重农民的经济观念上，和睦友爱、自我克制、淡泊名利的社会观念中和热爱自然、追求艺术的美学观念中。中国形象对于西方文化，意味着一种怀旧与思乡情绪，具有美学解放的意义。
中国形象所代表的东方启示，是否能够拯救西方？《落花》中的程环，就是一位试图以中国文化精神拯救西方的中国佬，但是一位堕落与失败的中国佬。《落花》的情节具有身后的历史语境。最初出现于电影中的程环从装束于神情上，都令人想起西方传说的满大人（Mandarin），穿着官服，坐着人力车，摇着扇子。他在寺院里聆听佛家教诲，立志要将伟大的和平的消息带给野蛮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程环的志向暗示出西方传统的东方启蒙幻想。莱布尼茨曾经希望，在西方派传教士去中国的同时，中国也派智者到西方，教西方人道德哲学与艺术。 启蒙哲学家经常用一个虚构的东方旅行者的角色批判西方社会与文化宗教制度。在《世界公民》一书中，哥尔德斯密虚构的中国智者连奇（Lien Chi）来到西方，传播中国思想，批判英国社会弊端。程环似乎是他们的继承人，连名字发音都联想到《世界公民》中的另一位中国文人冯煌(Fum Hoam)。 但是，程环无疑是一个堕落的继承人。从上海到伦敦，程环从一个光顾高雅佛教庙宇的中国文人变成出入? 黄坦萦胂铝骷嗽旱奶迫私稚系男》贰Ｔ谘黄悦沃杏惺被够嵯肫鹚泄恼任鞣降脑洞笾鞠颉Ｗ钣幸庖宓囊桓銮榻谑牵欢园桓衤?撒克逊兄弟，可能是传教士，站在程环的小古董店门前向程环传教，并告诉程环他弟弟明天要去中国向那些异教野蛮人传教，程环祝他走运的时候，表情中辛酸痛苦表现得非常明显。
西方的传教士一批一批地前往中国，中国的传道人则在西方堕落成抽鸦片烟的小贩。电影的深刻意义在于，它解构了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中国想象。中国精神果真能够拯救西方吗？程环集美与堕落于一身，既是理想中的拯救者，又是现实中的牺牲品。 他唯一一次实施他的救世理想的机会，就是影片开始时他在码头劝架，告诉那几个美国水手不要以暴易暴。场景的荒唐具有明显的反讽意义。电影明显表现他的哲学是无力的空想，诗的灵性消失在鸦片烟中，美感几乎变成感官纵欲。而电影的最后结局，是他用手枪打死了巴罗，自己用匕首自杀。最后这一以暴易暴的结局与他最初的志向，形成明显的反讽。
四
西方现代主义向往的东方启悟果真可以拯救西方？1920年，哲学家罗素带着对西方工业文明与苏俄革命的双重失望，来中国 探寻一种新的希望。罗素说：当我前往中国时，我是教书去的。但我认为我在中国逗留的每一天我要教给中国人的东西甚少，而需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甚多。 他说中国文明丝毫不亚于西方文明，中国人更有耐心、更为达观、更爱好和平、更看重艺术，他们只是在杀戮方面低能而已。 在罗素的想象与描绘中，中国是一个美丽神秘的国家，民风淳厚、景色如画。他赞美杭州的的口吻，听起来像是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商人变成了弗洛伦萨的抒情诗人。这儿简直美极了。无数诗人和皇帝已经在西湖边生活了2000年，使之增添了更多的美景。这个国家似乎比意大利更加仁慈博爱，更加古老。他的风景就像中国画一样，这里的人民像18世纪的法国人一样情趣横溢，聪明幽默，但更加活泼可爱，生活中充满了笑声，我还没有见过如此快乐的民族。 &nbs p; 也许这只是罗素想象与公开描述的中国，至于中国的现实，又是另一回事。罗素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赞美中国文明的民风、文教与艺术，但在给情人的私信中又说： 中国非常压抑，它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
与罗素先后时间到中国的小说家毛姆，在中国拜访过曾留学英国西方的中国最后一个哲学家（指辜鸿铭）。坦率地说，毛姆也不喜欢他。哲人教育出的官吏已经沦落成败类，而哲人本身，除了傲慢和怪癖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纪念那个伟大的文明。哲人称自己是老大中华末了一个代表。他激烈地控诉发明机关枪的白人文明打破了我们的哲学家的梦，深情地追忆那个对已经成为过去、或从未成为现实的孔教乌托邦：毛姆在《中国剪影》中详细地描述了他与辜鸿铭的会见。这位留着发辫的中国末了一个哲学家，抽鸦片、谈论东方智慧，做诗，临别前还执意要送毛姆一首自己写给青楼女子的情诗。 不知怎样，人们很容易从毛姆笔下辜鸿铭的形象身上，辨识出程环。
18世纪末，启蒙思想在构筑历史大叙事中将那个曾经让一带哲学家仰慕的孔教乌托邦作为停滞的帝国抛弃了。如今，一个多世纪西方文明的进步出现了问题，西方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反思造成这些问题的精神，即所谓的西方文明的价值，所谓物质进步的神话。而批判或反思的尺度，不在西方文明自身，只能去西方文明之外，西方文明的他者中去寻找。所谓东方智慧的复活，恰好是因为它作为他者的对立与差异意义被重新发现与利用。中国形象，不管是作为停滞专制的东方帝国，还是作为高雅淳朴的孔教乌托邦，意义都在于提供给西方文化认同一个他者。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这个他者的表现方式有所变化。如果西方文明感到充分自信，那么这个他者形象就变得低劣、邪恶；如果西方文化对自身产生疑虑，这个他者形象就有可能被美化，成为西方文明自我批判与超越的尺度。他者形象始终是西方文化的虚构。电影《落花》的深刻的文化意义恰在于拆解这种现代主义思潮的他者虚构。同样的思想也出现在7年以后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e Malr aux）的小说《西方的诱惑》中。中国哲人与他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堕落了，失去了启示西方的智慧力量。《西方的诱惑》再次借启蒙时代流行的信札体，像哥尔德斯密的《世界公民》那样，虚构了一个法国青年A·D（在中国）与中国青年林（Ling，在巴黎与马赛）的对话。小说认为西方文化已经异化，但中国文化也无法提供什么启示。A·D在上海见到一位中国哲人（Wang Luo），后者对他说，中国文化的心已经空了。
《落花》的文化批判意识中具有彻底的悲观倾向。西方文明的力量变成了暴力，中国文明的美变成堕落，象征所谓西方的纯洁性的少女露西，实际上是一个既不懂西方文化又不懂中国文化的精神白痴，她是西方暴力的牺牲品，又是中国堕落的牺牲品。露西在电影中，实际上是西方传统精神的象征。她是一位15岁的少女，但在现实的迫害中已经显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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