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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先锋派的智力反叛这一变体逐步变形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挑战。文学市场上不见了往日的“宏大叙事”作品,而充满了各种“稗史”性的亚文学作品和影视光盘。严肃的作家很难再找到? 约涸谛率逼谟泄墓憷疃占?为人生而写作或为艺术本身而写作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美学原则一度变为为市场而写作,或者为迎合读者的口味而写作。作家的“寄主”地位变为“寄生”地位。当然,对于这种种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者均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有意逃避,因为在这部分人看来,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及现代性大计尚未完成,因而这样的挑战实际起到了中断现代性大计的作用;也有人则持不同的态度,他们把大众文化的崛起视为为知识分子在长期以来自我领地化的语境中寻找新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欢迎大众文化对主流话语和精英意识的冲击和挑战,并且欢呼多元话语力量的角逐和多元共生时代的来临,因为对他们来说,作家和写作者可以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文化空间中写作和实验各种文体风格和叙事话语,以便实现对广大读者的“后启蒙”之目标。如果说,前一种观点对文学的未来持一种悲观态度的话,那后一种态度则对之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毫无疑问,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文学存在;同样,只要世界上还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去欣赏文学,文学就不会消亡。即使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它仍有存活的理由,它仍能够在我们的文化? 钪姓季菀幌恢谩５俏难У拇嬖诓⒉灰馕蹲庞笆哟降氖艽?后者所受到的挑战并非来自文学,而倒更是来自近几年来崛起的网络。网络的使用为当代人开辟了一个无限广阔的赛博空间,网民无须经过任何审查就可以任意在网上发表自己所喜欢的作品或散布各种未加证实的信息;同样,他们也无所顾忌地在网上欣赏西方世界的最新影片和电视节目。毫无疑问,影视传媒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第四媒体”的挑战!有人甚至预言,在全球化的时代,网络不仅将取代传统的媒体,甚至还将取代电影和电视的作用。诚然,大众文化的滥殇和对精英文化和文学的冲击并非中国语境下发生的独特事件,而是一个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时代的普遍现象。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进程自然使得有着传统人文精神的高雅文化和文学创作再度被边缘化,精英文学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高等学校中的人文系科也不得不经历萎缩、重新结构和重新组合,从事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变得越来越少,高谈现代性大计已成了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一种奢侈行为,等等。这一切均发生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西方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理论思潮和后现代条件使人们可以有多种选择,他们完全有理由从原先所致力于从事的写作和研究领域里退缩到一个更为广大的市场指向的“公共空间”去发挥作用。在中国这个现代性大计虽未完成但却打上了不少后现代性印记的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的文学艺术则经历了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和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波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的直接作用是导致了两个极致的变体的产生:一方面是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和观念上和技巧上的过度超前,因而造成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在同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平衡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大众文化乃至消费文化的崛起,一切以市场所需为目标,文化生产之成败均以经济效益来衡量,这样便造成了人们普遍文化品味的下降,使得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者担心。他们不得不问道: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未来的文学艺术究竟有没有前途?我曾把处于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期的中国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学,我现在仍持这种观点。但我认为,转型期的文学态势并不会持续太久,各种话语力量的角逐必定会有一个结果,对于大众文化的挑战我们不必担心,它毕竟反映了一部分或大部分读者观众的暂时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并不能代表他们的终极审美目标。我们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决不应当只是一味地像以往那样居高临下地指责他们,而应当首先走出狭窄的精英意识的象牙塔,置身到广大文学艺术读者和观众中,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和沟通而达到新的启蒙之目? ?也即所谓的“后启蒙”,这样便不致于造成新的精英/大众的人为对立。对于未来文学的前途,我曾和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作过一次长时间的访谈。在他看来,文学将会永远存在,只要有人阅读和欣赏文学,文学就永远不会降低其固有的品格,因为尽管此时的文学领地正变得越来越狭窄,但文学的表达媒介所表现出的内在情感和精神是其它(大众传播)媒介所无法表达出的。[5]因此对未来的文学之前途所抱有的任何悲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影视艺术也会遇到同样的命运,对此,我将在最后一部分进行论述。
三、全球化时代影视传媒的功能
毫无疑问,全球化对我们的娱乐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当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传播媒体的更新以及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等方面,这样一来,相对于文学曾经有过自己黄金时代的电影所受到的挑战就不足为奇了。电影的诞生把一种集阅读(文化精品)、观赏和获得审美快感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带到现代人的面前,使一部分非文学专业的读者/观众只需花上一二个小时的时间就读/看完了一部浓缩了的长达数百页的文学名著,并且能获得感官和视觉上的巨大享受。这无疑对文学市场是一个冲击。但我们切不能忘记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一部电影的成功有时也可带来文学原著的畅销。五六十年代的中外电影《牛虻》、《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红与黑》、《苔丝》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学原著的走红。八九十年代根据王朔、苏童、余华和刘恒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阳光灿烂的日子》、《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和《菊豆》等的走红或获奖也促销了他们所创作的文学原著,并迅速地使他们成为近乎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电视业的崛起以及其在80年代中国的迅速普及曾一度对中国的电影产生过一定的冲击,但相当一部分观众并不屑于仅在电视荧屏上来欣赏电影,他们仍愿花钱去电影院静心地欣赏影片。如果该影片的故事情节始自文学原著,他们照样去书店买来原著仔细通读。前几年出现的“《围城》热”以及近几年出现的“三国热”、“水浒热”也使得这些文学经典走出了文学的象牙塔,来到普通读者/观众中,从而在某种程度达到了原作者所始料不及的“后启蒙”效果。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社会文本”,同时,这也说明,传播媒介的不同并不能代替人们欣赏艺术的习惯和多种选择。大众传媒并非一定要与经典文化艺术作品形成二元对立。可以说,中国的电影业始终是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自己的90多年,这其中既有政治风云的变幻,也不乏经济杠杆的作用,此外还有其它媒体的挤压因素。直到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它仍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在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其它媒体所无法代替的作用。在庆祝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中国电影诞生九十周年之际,我曾撰文指出中国电影将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电影在世纪之交将向何处发展?从近年电影界既引进西方大片,同时又推出自己的大片这一事实来看,前景并不悲观。面对世界性的后殖民主义大潮的冲击,中国电影能否实现必要的自我调整,从而走出这暂时的低谷?对此不少人持怀疑的态度,其理由是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得一批颇有实力的优秀编导不惜为取悦商界而丢弃艺术家的良知……”[6]在当时的情况下,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波及到中国,中国电影工业所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西方的电影以及有着更多观众和更大市场的电视。但毕竟,全球化的步伐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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