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模式”——观众往往通过画面、音乐等感受影片的艺术内涵和意图，从记忆中搜索、拼凑相关的观影经验，以形成对某种艺术模式的期待。如果作品发展形式按照他们的期待开始、进行、结束，他们就会认同作品及其艺术内涵(即附带的文化意识产物)。《英雄》的画面、音乐等都在营造出诗化的意境，暗示作品蕴涵的是一种内敛含蓄的中国式的传统诗意，但是很多细节却在打破这种诗意的建造，特别是一些情节或是对话的设计(不过这些可能都是出于市场方面的考虑)，而这种打破如果是有意的，也许大家能够接受，但我们感到的却不是有计划的刻意颠覆，这就加深了因系统完整的艺术体验被阻断而引起的焦灼、烦躁甚至是厌恶的情绪。也许我们也可以将这种不符合传统体验的探索称为“创新”，但是除非这种“创新”能与其他因素重新融合为一种符合艺术逻辑的整体，否则就会显得突兀，破坏了艺术的整体性和协调性，造成受众对其欣赏价值的置疑，这就提示我们：不应该忽略艺术的整体性原则。电影和其他艺术作品一样，创作者应该首先将它看作一种内在协调的系统，将影片的节奏作为这个生命体的律动，而这个生命体的躯干就是情节，灵魂就是贯穿其中的思想精神。任何能被观众接受并记住的电影，决不仅仅只是因为具有华丽的外壳，更重要的是在它独特的躯干中蕴涵着独立、自在的精神。
四
一部作品是经典还是精品，就在于它是为达到某种利益目的而作，还是作者倾其所有心力与情感将自己溶入其中。电影《英雄》做不到经典或精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目的性太强，从开拍之初，它就将自己定位在“向《卧虎藏龙》挑战的角色地位上”——可以说，这种利导性的目的本身就局限了影片的扩展空间。过多的期待和在商业与艺术之间的顾盼所造成的虚浮、焦虑，使得创作者无法在创作中充分施展酣畅的艺术表达，窒息了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并且《英雄》对于这样精心安排的不断变换的过程的关注神态，也最终被因步步靠近预测好的商业性目的而表现出的暗自窃喜所遮蔽。
张艺谋是一位对当今电影风潮、艺术流向都非常敏感的具有强烈感受力的导演。当阿巴斯为首的伊朗导演在全球掀起“真诚电影”高潮的时候，他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类型片所拥有的巨大潜在的观众群，于是《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相继出现，应和了这股“真诚电影”的朴素之风。他的感觉没有错，从这两部影片的获奖情况和评价来看，他得到了相当丰厚的回报。如今在李安的《卧虎藏龙》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的情况下，如果张艺谋能继续将这种类型片演绎下去，必然是具有商业和声誉价值的明智之举。
虽然张艺谋的《英雄》在表面上是符合现代审美表达的：具有直观性、娱乐性，但其精神内核——审美价值上却同现代审美观念(现代文艺精神)有着天壤之别，表现在尽管他也尽力使电影成为一种生活和娱乐方式，可是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美学审美文化他律性的主导作用，即把文艺作品作为一种有潜在或是明显教化目的的工具，而缺乏对后现代美学审美文化主旨的把握，即用对自由、对人性的诚挚去反叛、怀疑、颠覆、质问社会和历史，以达到反思生活、反思人性、反思历史的目的。而后现代思想中的自由精神已经给每个具有后现代意识的人注入了抗拒说教与置疑传统的精神品格，于是他满怀憧憬的“大一统”、“和平”、“放弃”的境界，遭到如今受众(特别是青年)的置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自由的形式”和“自在的精神”是后现代时期的基本艺术追求，《英雄》在实践中实现了“自由的形式”，但是由于创作者的种种思想限制，而放弃了对“自在的精神”的进一步探求，因此决定了它不可能被大多数后现代时期的观众所接受。
应该说，导演张艺谋是真诚的、勤勉的。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部影片中感觉到他在固守自己的艺术理念的同时，努力揣摩时下的流行风潮；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他在商业和成就上的野心，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市场经济压力下的无奈，除了可以用票房说话外，他似乎也无更多的信心坚守自己的电影艺术追求了，而这些都可以从他不断矛盾的话语中体会到。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把《英雄》看作传统或现代主流文化意识、审美价值，在后现代语境及后现代社会形态下的冲突、挣扎与融合。它的形式体现了传统审美融合于后现代意识中的努力与渴望，而它的内涵则体现了对旧有传统意识的固守，虽然种种细节设置和宏观意识上的瑕疵影响了《英雄》成为一部经典或是精品，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它也是一部有着探索意义的诚挚之作。无论对他的评价如何，《英雄》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改变的了，毕竟它是中国第一部本土生产，并且是一部实现了艺术商业化趋向的具有“大片”意义的电影，也许就像美国《时代周刊》所评价的那样：“《英雄》肩负了亚洲电影的希望!”不过这样的希望该朝什么方向发展?如何发展?电影人还需要继续在探索中不断努力，才能真正改变电影工业中艺术的缺失和市场的低迷现状，从而实现中国电影的进一步繁荣。
收稿日期：2002-12-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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