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了要"解放"他们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仅从民众缺乏理性,易于受"战时文化"煽动这一点来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国民党掌握着国家机器,他们的"煽动"条件要远远优于共产党,民众为什么没有支持国民党?因此,我们就不能不从共产党的精神和道德感召上,去解释民众对它的认同和追随。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是"新文化",这个文化的提出者和权威阐释者是毛泽东。在毛泽东还没有走向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时候,他也象许多杰出的政治家一样办过传媒,试图通过传媒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于五四时期创办的《湘江评论》,虽然是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会刊,但它气吞山河的气象不仅已经显示了毛泽东的政治抱负,而且也简单地构建起了他未来思想的雏形。在创刊宣言中,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最大",一个是"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联合民众的目的是为了打到强权。因此,号召民众造反,让被压迫者获得解放,是毛泽东建立的新文化的出发点。要建立新文化,首先要批判旧文化,新文化虽然是个不明之物,但旧文化却是清楚的,"不把这些东西打到,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20在这种"破坏"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凡是与"新文化"猜想格格不入的"旧文化",都在批判和破坏之列。对于底层的民众来说,"破坏"的欲望只要稍加引导便可迅速点燃,并以百倍的仇恨去实现它。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的领导权是通过中国最底层的民众得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于"新文化"的阐释并不一定为民众所理解,他说:"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1"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22这种断裂式的文化变革,其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但形式却必须是民族主义的。对于没有文化的中国底层民众来说,要他们在理论上接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显然是困难的。这时,新文化的提出者为了让最广大的民众接受这一想象,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事实上进行了两次同步的"转译":首先是将抽象的理论"转译"为形象的文艺,同时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语言和感伤,浪漫,痛苦,迷惘的情调"转译"为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因此,"新文化"又可以解释为"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具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在新文化的内涵被确定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形式的问题:"谁来确定民族的本质内涵?由谁提出民族文化的语言?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三十年代的?褡逦;鸃幸丫瓳芷惹校凰麫嵌浴癅爬系摹癅珸⑽幕癅?0年代的西方主义都抱怀疑态度。他们带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将会是中国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同时又是当代的,因为这一经验不可避免地是现代的。不少人认为’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23这一资源后来衍生出了有关"新文化"的一系列理论。应该说,这是一条建设"新文化"的卓有成效的途径。在迈向这条道路的过程中,白毛女,小二黑,李有才,王贵与李香香,开荒的兄妹等,这些活泼朗健的中国农民形象,不仅第一次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所起到难以想象的作用。那一时代,共产党有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毛泽东也可以抽出时间亲自过问他历来重视的传媒问题。1941年5月16日起,中央决定将延安的《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毛泽东不仅为报纸写了七份"解放日报"报头供报社选用,而且亲自攥写了《发刊词》。亲自给报社社长打电话,并且亲自攥写社论,甚至亲自校对报纸清样。后来有人回忆说,延安《解放日报》出版六年,毛泽东为报纸写的按语最多。24这些?附谧阋运得髅珸蠖珸源珸胶臀幕癅ㄖ疈叵档纳羁汤斫狻5珸牵瑻谡铰业哪甏鸃瑻杂诼浜蟮闹泄鸃裰诶此担瑻幢闶怯心芰Χ帘ㄖ降娜耍瑻彩窍嗟庇邢薜摹R虼耍瑻滞肥珸瑻砀杈纾瑻仕惺珸瑻诎灞ǎ瑻降赝ㄑ兜龋瑻庑┫嗟痹瓳嫉拇珸剿鶣菇ǖ墓珸部占洌瑻匆蛩鼲拿褡逍问接行У靥岣吡怂鼲拇珸バа省?nbsp; 毛泽东的新文化观念,正象后来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对普通民众-----他们绝大多数是贫困的,没有文化,受剥削和压迫-----的价值观和愿望,怀有一种偏爱,显然是由于政治上的缘故。他认为,这些人,正是中国潜在的革命者。"25这的确是一种政治上的缘故,但是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内在动力,对于民众来说则是"偏爱"中蕴涵的道德力量。 在毛泽东处理现实和展望未来的所有表达中,他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民众一边。他对民众运动的热情赞颂,对农民思想品质的想象性构造和倾心认同,都使知识分子相形见绌。而且,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建立起的"个人主义"在与农民的比照中,已经成为不可容忍的内部异己。在葛兰西那里,他对"有机知识分子"是十分重视的,因为他们负有回答"卑贱者"提出的问题的义务。但是,在毛泽东那里,知识分子并不负有这样的义务。准确地说,他们没有资格,或者说在毛泽东看来他们也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个任务。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知识分子只负有阐释和宣传的义务。因此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只有毛泽东才是革命的导师,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理论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作宣告的规约和语境中,毛泽东才成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我们还注意到,当民众的精神和道德在毛泽东的想象中被成倍地放大直至近乎完美之后,对精神和道德的追随,事实上也就被置换为对民众的想象和追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所塑造的可效仿的"典型人物",几乎无一不是农 民,或者是农民出身的军人。他们纯粹,透明,乐观,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这种"新文化"所期待的人物,在毛泽东自己的作品中,就是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这些人物在毛泽东的热情赞颂和诗性表达中,显示了道德理想无可抗拒的巨大魅力:张思德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纪念白求恩,就是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愚公挖山不止,坚忍不拔,充满了战胜自然的乐观精神等等,一起构成了道德理想的内涵。在文学艺术领域,"新的人民文艺"也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建构起了新文化的道德理想的形象谱系。这些表达道德理想的形象在民众那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因为他们是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民众那里已经获得了文化领导权是没有疑问的。三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不仅反映在民众的倾心认同和追随上,甚至自由知识分子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抗战胜利后,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虽然对共产党在短期内掌握政权还缺乏足够的信任,但他仍在《客观》上放言:"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26这种理性的分析,自然是根据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给出的。应该说,在延安时期,除了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被怀疑的"异己"分子,给予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外,对来自民众的声音还是能够认真听取和对待的。边区征收公粮,从1939年到1941年,由5万石,9万石到20万石,年年大幅度增长,1942年还没有公布征粮数字,群众的不满情绪就已经公开流露了。1941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下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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