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并极力凸现它的"合理性"，"普遍性"，"永恒性"。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对其认同的程度，也就决定了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进入社会。因此表达权力意志的意识形态也就成了一个人进入社会的"许可证"，10它与接受者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是文化领导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以市民社会的"同意"为前提的，它不是一种统治和支配关系。葛兰西在谈到"文化"时指出：文化不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文化人也不是塞满了经验主义的材料和一大堆不连贯的原始事实的容器。文化不是这种东西，"它是一个人内心的组织和陶冶，一种同人们自身的个性的妥协；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人们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力和义务。"11但是"这些东西的产生都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演变，通过不依赖于人们自身意志的一系列作用和反作用，如同动物界和植物界的情况一样，在那里每一个品种都是不自觉地，通过一种宿命的自然法则被选择出来，并且确定了自己特有的机体。"12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不是个"唯物论"者，他强调的"人首先是精神，也就是说他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13葛兰西对文化的理解以及他对人的认识，构成了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背景，也使他的理论成为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人的解放的普遍要求也必将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的理论具有鲜明的道德/伦理色彩。这一看法也被葛兰西的革命实践所证实。他不仅积极倡导精神道德改革，而且还创建了一个"道德生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充满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气氛。在他看来，为了在意大利进行革命，必须首先造就新一代的革命者，而这样的革命者"能够做天性玩世不恭的意大利人不会做的事情，那就是献身于一项事业。"14葛兰西自己身体力行。《新秩序》周刊在他接管之前，因其内容多为文化性质的题材，对工人运动毫无影响。葛兰西接任主编之后，深入到工厂调查研究，改变了办刊思想。并以选举的方式将都灵的"厂内委员会"代之以"工厂委员会"。葛兰西认为：所有工人，职员，技术人员以及所有农民，总之社会上所有积极因素，------都应当由生产过程的执行者变为生产过程的领导者，由资本家管理的机器的小齿轮变为主人公。15《新秩序》于是也成了"工厂委员会"的报纸。这即是葛兰西实施"阵地战"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他关于人的解放的具体实践。
       但是葛兰西的理论显然也有自相矛盾的问题。这不止是说都灵"工厂委员会"最后以失败告终，罢工最后导致了流血政治。而且在理论上他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麻烦。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实施社会领导权和政治统治职能的"帮手"，因此，统治集团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应该是新型的，有机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必须和人民建立情感联系，并能促进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这样他与人民群众就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关系，也就是"高明者"与"卑贱者"之间建立的永久性关系。"’高明者’的任务就是回答（和适应）来自卑贱者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卑贱者的任务则是按照民主政治的形式和规则提出这些问题。"16但是葛兰西的这一设想又与他另外的论述构成了矛盾。他曾有过关于"属下阶级"的重要论述，所谓"属下"也就是"从属"或"低一等"的处于社会边缘的集团或人群。他在《现代君主》的有关论述中也承认确实存在着政治生活中"支配与被支配，领导与被领导的"17事实。那么，领导权在诉诸实践的过程中，诸如"庶民"，la zzari(无业游民)，农民等边缘群体如何表达他们的"同意"呢？在诸如工会，教会，学校，行会，社区等市民社会组织中，又是谁在讲述"同意"呢？因此，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后殖民的语境中，无可避免地会遇到问题。当面对那些丧失话语权力的人群时，斯皮瓦克揭示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属下不能说话"。18是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在"代表"属下说话，但他们不是在"再现"属下阶级的意愿和要求，而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属下阶级不仅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要求，甚至他们的"历史"也是被代言叙述的。如果将这个文化逻辑放大，那么葛兰西的"西方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领导权"也已不能成立，东西方的文化关系，已是弱势文化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
       因此，葛兰西的理论被意大利的学者称为是"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是非常确切的。在葛兰西的时代，他不可能想象六十年之后的世界图象，自然也不能想象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和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仍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虽然是通过研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寻找出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但我们在落后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却也发现了相似性的问题。 

二

       在葛兰西看来，东方国家的强权专制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可以用暴力迅速夺取政权，也就是说，由于东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微弱，不存在对抗革命的强大堡垒，无产阶级不必进行细致，漫长的精神和道德渗透，缓慢地夺取文化领导权之后才有可能夺取政权。在东方，无产阶级只要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也就意味着夺取政权的完成。这与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葛兰西的这一设定，既有相似性，也有极大的不同。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以暴力的形式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时候，城市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但它的精神和道德的力量获得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前，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或从家庭叛逃，或从国统区奔赴延安。这里除了个人要求和对传统中国生活方式的不满之外，与中国共产党的道德精神感召不能说没有联系。不然，我们也就不能解释陕北农民李有源为什么会创作出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 
       因此，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一方面热情地赞颂中国革命的象征性意义，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10月革命，其政治摧毁的范围和为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而开辟道路方面，也不亚于那两场革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并没有一个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中国革命没有一个象巴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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