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最急切的功效，常见于社会改革”，综合性杂志“多为社会改革的先锋”（张觉明，1987：26—27）。1900年，美国的全国性杂志已有50种以上，它们吸引了报界、政治、经济、文学、法律等各界精英人物担任撰稿人。这些精英又影响了更多的社会精英，即政策决定者、高级知识分子、企业界主管以及各阶层舆论领袖，因此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廉价杂志的大量涌现又将这种影响扩及大众，进而促进了在反腐败和改革问题上全国性共识的形成。大众的兴趣又促进了杂志业的繁荣，从事黑幕揭发的杂志每月总发行量曾高达300万份(Miraldi, 1990: 5)。 哈贝马斯在其著名的“公共领域”理论中非常重视杂志的作用。他所谓的“公共领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公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张锦华，1994：203）。他指出：“公共领域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哈贝马斯，1999b：35）。他认为，18世纪初叶由英国作家兼记者笛福、阿迪生、斯蒂尔等人办的熔新闻和文学于一炉的杂志和咖啡馆开公共领域之先河。他并推崇随后出现的一批力主改革、批评政府的刊物，称有了这样的杂志，“报刊才成为真正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即第四等级的批评机构”（哈贝马斯，1999b：35）。哈贝马斯可能没有研究过黑幕揭发运动，如果关注到了它，那么他会不会认为它是他所谓的公共领域自19世纪在欧美逐渐瓦解以后的一次回光返照呢？笔者似乎不这么看。 社会转型与大众传播 黑幕揭发运动发端近百年来，人类在20年世纪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大致从1960年代起开始步入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王岳川，1996：5—8），然而对于占全球人口更大比例的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面临着并且通常渴求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和转型。“现代化以及追求现代性的热望，或许是当代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特性”（艾森斯塔德，1988：1）。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说，对现代化的追求已经不下于整整一个世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同建国以后的大规模工业化行动和“赶英赶美”、“大跃进”、“放卫星”、“四个现代化”、“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是硬道理”这些口号中可以看出国人和权力精英们的急切心情。然而直到1978年以后，随着国门的开启，中国内在的变革力量才与发达国家在有了日益广泛和深入的交往。在这种交往持续了20多年后，我们发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已完成和未完成的现代化转型中，中国的转型可能是最为复杂的，这是因为，社会转型决不是像我们的权力精英当初设想的那样，无需在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宗教、伦理和大众传播在内）诸体制方面实现转换，而单靠引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就能解决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20年来的经济成长显然属于“速进”型。在举世公认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成就后面，也积淀了工业化国家过去在转型时期遇到了普遍问题，如黑幕揭发作品揭露的问题，主要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腐败，以及当代世界普遍的社会偏离（卖淫、赌博、吸毒、不当行为、犯罪、放荡、流浪、自甘潦倒、性倒错等）（沙莲香，1994：190），以及一些中国特有的问题，诸如极左意识形态的终结与真空、人口超饱和、地区发展失衡、民族问题、作为社会稳定因素的道德力量（包括宗教）的缺失、作为后发国家又一受到了信息社会的挑战，等等。因此我们的改革开放/现代化事业面临着全面的制度和体制创新的多重任务。见下表： 各主要国家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传播体制比较  发生与 完成年代启动与 实现方式政治 体制经济 体制国教传媒与政 权的关系当下主流 媒介理论*当下主流 社会理论**英国19世纪中 叶完成和平-渐进 多 党市 场新教独 立自由主义/社会责任民主新自由主义法国20世纪初 完成战败-速进多 党市 场天主教独 立自由主义/社会责任民主管制美国19世纪末 完成和平-速进多 党市场新教独立自由主义/社会责任民主新自由主义德国一次大战 后完成战胜/革命 -改制君主- 多党市场新教半隶属自由主义/社会责任民主管制日本20世纪 上半叶完成战胜-渐进 /改制君主- 多党市场神道教半隶属自由主义/社会责任民主新自由主义俄罗斯 ***20世纪初 开始战争-反复一党- 多党计划- 市场东正教隶属- 独立苏联式-自由主义转型与混合印度1947年开始独立-渐进多 党市场印度教独立自由主义/发展民主管制中国1949年开始战争-反复多党 合作计划- 市场 隶属苏联式/ 发展转型与混合*根据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1983年的分类，各国的主导性媒介理论有以下6种：（1）威权主义理论；（2）自由报业理论；（3）社会责任理论；（4）苏联式理论；（5）发展理论；（6）民主参与理论（Watson,1998：90—93）。 **根据詹姆斯·科伦和朴明贞的新理论，各国的主导性大众传播社会理论有以下5种：（1）转型与混合社会；（2）威权新自由主义社会；（3）威权管制社会；（4）民主新自由主义社会；（5）民主管制社会（Curran and Park,2000）。 ***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已有一个世纪以上，迄今尚未完成，其间发生了多次国家制度的改造。 在当下已确立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战略和建立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社会的前提下，借鉴各国的体制、理论和运作机制，构想和设计新闻/大众传播新体制，为建立民主政治、法制经济和公民社会担当社会守望者和社会雷达的角色，其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如果说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表明，“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森，2001），那么新闻界对权力精英和政府的监督的存废与强弱也同样至关重要。西方国家转型时期滋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并不都是像英美等国那样受到普遍抑制和消解的，而在刚刚完成了工业化的德国和即将完成工业化的意大利和日本，1920—1930年代先后兴起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其中新闻界/大众传播界非但未能制止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些现代文明的怪物执掌文明国家的权柄，反而为虎谋皮，教训甚为惨痛。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经济成就。但是与之俱来的贪污腐败现象也四处蔓延开来，以致于几乎成为今日的“政治之癌”。如今人们公认其中一大原因是缺少监督的权力。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腐败危害社会的稳定，分化国家的整合，损耗政府的效能，扰乱政府的管理；并且破坏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政府资金的流失，致使公众法律信念淡漠和社会道德水平下降。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了政治混乱可能中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腐败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财富的严重不合理分配。据调查，到1990年代中，中国大陆财富集中的程度超过了美国。1994年，最贫穷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4.27%,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财富的50.24%（何清涟，1998：154）。 这种两极分化导致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何清涟，1998：234）； 换言之，在中国，尤其是在地方一级，“剥夺者”与“被剥夺者”的矛盾在不断加深，为政治不稳定埋下了种子。据德国哥丁根大学1995年的一项评估报告，中国的廉洁度居41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40位（第41位是印尼）（何清涟，1998：1126）。 中国普通民众目睹腐败劣迹，自然是不满和痛恨。然而他们不难发现，他们反映和表达心声的渠道通常是匮乏的。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1989年以后，党为媒体制订了“以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