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事业有关的几乎每一种编辑手法或方针（康马杰，1988：105）”。办报者中的主要新领袖有约瑟夫·普利策（1847—1911）、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863—1951）和爱德华·斯克里普斯（1854—1926）。 在杂志业中也出现了新的领袖人物。弗兰克·芒西（1854—1925）是其中一个，他在纽约的杂志界苦斗了10年，才在1889年创办《芒西》成功。爱尔兰裔的S·S·麦克卢尔（1857—1949）于1893年出版了《麦克卢尔》，两年后发行量达25万。第三份重要杂志是《世界主义者》，创办于1886年，1905年出售给赫斯特。到20世纪初，《芒西》的发行量已达65万份，居于各杂志之首。以上3份杂志均为月刊，都刊登流行小说、一般文章和图片。赛勒斯·柯蒂斯（1850—1933）1883年创办的《妇女家庭杂志》则成为女性杂志中的新领袖。在周刊中则有柯蒂斯1897年买下的《星期六晚邮报》、1888年由彼得·科利尔（1849—1909）创办的《柯里尔》和1857年问世的《哈泼斯周刊》等。杂志数量从1865年的700种增加到1885年的3300种（张觉明，1987：60）。 黑幕揭发者的不朽功绩 关于黑幕揭发运动的起始和终止时间，学界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从1902年到1912年，有的认为终止于1914年。但是多数人认为它肇始于1903年1月《麦克卢杂志》同时发表林肯·斯蒂芬斯、艾达·塔贝尔和雷·斯坦纳德·贝克的3篇文章之时。 这场运动迅速试卷社会各个角落。在政治领域中，它从城市、州波及国家立法机关。有关资料显示，1880年代，代表美国当时38个州的76名国会参议员中有20名百万富翁，其他人与铁路公司、冶金、石油等大商业多有瓜葛。于是，前纽约《世界报》记者、思想激进的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在1906年3月号的《世界主义者》上发表了《参议院的叛国罪》一文，指名道姓地抨击纳尔逊·奥尔德里奇等20多位参议员，称他们是财团的代言人。文章通篇尽是“叛国”、“无耻”、“掠夺”、“强盗”、“财团”这些激烈的字眼，一时间举国皆掠，以至于公认的改革派领袖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也捺不住，在公开发表的演说中给这类揭发美国社会腐败现象的记者和作家加上了“扒粪者”（Muckrakers，后通译为“黑幕揭发者”）的称呼。此名源于17世纪英国清教徒宣道者兼作家约翰·班扬的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人那样，手拿粪耙目不转睛，对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专门盯住卑鄙堕落的东西不放。虽然林肯·斯蒂芬斯这些罗斯福的友人当时感到震怒，但是“扒粪者”一语不久便成了一种高贵的尊称和一枚光荣的勋章，而为揭丑者欣然接受。黑幕揭发运动因此反而“名正言顺”，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十多年。据统计，1900—1915年间，黑幕揭发者大约发表了2,000文章(Miraldi, 1990: 28)。 诚如阿瑟·温伯格所言，黑幕揭发者的触角遍及美国生活的每一阶段，无一幸免。他们描述、分析，准确无误地指出弊病。黑幕揭发者是大胆的，他们指名道姓的指责详尽而直接，对政界、商界的腐败毫不转弯抹角。他们发现的问题形形色色：食物掺假、金融和保险公司肆无忌惮的行为、欺诈性的索赔和专卖药中含有有害万分、践踏自然资源、官僚主义、卖淫、政府与黑道勾结、监狱的情况和报纸为广告商支配等内幕，被一一揭露出来。黑幕揭发者是“改革的宣扬者”。他们是进步运动中新闻界的代表。这些作家和迅速增多的黑幕揭发杂志在唤醒慵懒公众正义感的愤怒上功不可没。他们使进步主义为世人所瞩目，给这个政治运动提供了动力，帮助通过社会和经济立法(Weinberg, 1961: xix)。 黑幕揭发运动历时不久，然而它的影响的深广度是新闻和文学史界上罕见的。黑幕揭发者激活了公众舆论，“耻辱”一词使人想到，揭发黑幕“实在是一场世俗性的‘大觉醒’，因为那些新闻记者借用基督教福音派的比喻，力图激发全国的罪恶意识”（埃利奥特，1991：350）。作为黑幕揭发作品载体的杂志，在凸显新闻界的监督和警戒功能方面大大超过了报纸，进而在动荡而复杂的社会中帮助国人形成共识，“新闻界和文学界的男男女女与政治家、劳工领袖、改革家和鼓动家、教授和牧师以及社会工作者和慈善工作者一道，共同影响了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进程”（ 埃默里，2001：247），最终为完成社会转型进行了全民族的心理调适。 由于美国是一个“要求更完善的法律、理性以及实际观念”（利德基，1991：353）的法理社会，因此衡量社会运动成效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对立法进程的影响。在这方面，黑幕揭发运动可谓居功至伟。受它的影响，“市、州和国家的社会立法汹涌而至，几乎席卷公众所感兴趣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一切活动方式”（梅里亚姆，1988：268）这些改革性法案有：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第十七修正案》（1913年）、《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1906年）、《肉食检查法》（1906年）、打击放任自流式经济的《赫伯恩法》（1906年）、《报纸公示法》（1912年）《联邦储备法》（1914年）、《克莱顿反托拉斯法》（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以及各州各市涉及以下方面改革的诸多法律：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减少选任人数、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李军，1992：246—247）（埃默里，2001：244）。 《人人》杂志在1908年1月号上列举了黑幕揭发者的成就：“华尔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苦难公众了，保险业运行机制更为健全了，银行正在增加新的防范措施，广告基本真实，食品和药物掺假将冒更大的风险。公共运输公司更为关注人的生命安全。旧时政治老板风光已不再了。各州和各城市都在致力于廉政建设。人们开始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儿童在法庭上获得美好童年，弱势群体在和赌博老手和洒馆的对抗中获得保护。我们的公众资源得到了保护。” 黑幕揭发运动还成为1960年代兴起的调查性新闻事业（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先声，后者派生出美国当代主流新闻思潮之一的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1985年普利策新闻奖增设调查性报道奖，则赋予这种威力强大的舆论监督样式以合法地位。 杂志新闻事业与公共领域 进步时代伊始，美国报界已经出现了一批“人民的斗士”。普利策坚持认为：“新闻必须具有揭露社会弊端的特色”（斯旺伯格，1989：65）；赫斯特也鼓吹过“消灭罪恶的托拉斯”（埃默里，2001：250）；斯克里普斯则宣称：“我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努力使富有者难于更加富有，使贫穷者易于避免更加贫穷”（埃默里，2001：246）。尽管他们主持的报纸都揭露出一些贪污腐败行为，但是与黑幕揭发运动远远不能相提并论。最令笔者意外的是读到林肯·斯蒂芬斯的文章《圣路易斯的特威德时代》时所产生的困惑：那不是大力倡导社会改革的普利策奠定其报界伟业基础的城市吗？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地区差距显著，报纸又多半是城市的产物，因此美国报纸的城市性、地方性和社区性一直是一个突出特点。既然腐败是全国性通病，偏于一隅的报纸自然难有真正的作为。而现代杂志的一大特点便是全国性。“一般而论，杂志所探讨者，乃多为全国性的问题，予读者国性的观念及眼光，所以杂志与电视相同，一向被视为全国性的媒介，而结全国读者有普遍的影响力量”（张觉明，1987：26）（第一份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1982年才问世）。 杂志的第二个特点是它与社会改革和社会精英的密切关系。19世纪的两位哲人说过：“报纸的最大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杂志则可以“只谈最主要的问题……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恩格斯，1959：3）。国人张觉明也指出：杂志作为传播媒介，其“解释及忠告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