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传播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前半期,墨索里尼、希特勒采取的新闻传播政策,就不难看到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影子。二、政治形象的设计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里始终用人的眼光来观察政治现象,他不相信命运的主宰力量,反对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而无所作为。他十分看重人本身的力量,看重人的自由意志。在他看来,命运至多是人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政治家尤其如此,他决不能将一切交给命运,任凭命运的摆布,而必须为自己确定明确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马基雅维里认为,作为一国之君的统治者,其最起码、最基本的目标,必须是保持国家的生存,即维持政治现状,特别是保持对政府权力的控制。除此之外,他还必须追求更为远大的目标,那就是财富、世俗的名声和光荣。要实现这些目标,离不开人民的理解、支持和或干。如果人民对统治者心怀不满,君主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所以君主必须想方设法使“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同时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建立并且保持与人民的友谊,培养人民对自己的好感,这样统治者不仅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且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马基雅维里认为,人民对于统治者的好感、友谊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形象。一个君主如果在人民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自然易于赢得他们的信赖和支持。他以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科斯莫为例。说明了形象的重要。科斯莫富有财产和权威,康慨豁达,精明谨慎,常常不用请求就主动救济贫困,从不炫耀,行事节制,在与人民的交流中处处表现出廉逊的态度。他爱好广泛、学识渊博,尊重人才。故其当权之时,全城上下的支持几乎是没有保留的;死后葬礼也极为隆重,全城男女老少为他送葬,以至马基雅维里在描述他的事迹时“不得不多使用一些不平长的颂词。”根据马基雅维里的论述,统治者的政治形象主要是由两大要素所决定的,其一是统治者本人的道德品质。正是这种品质使他受到人民的赞扬或责难。道德品质包括慷慨、乐善好施、慈悲为怀、言而有信、勇猛强悍、和蔼可亲、纯洁自持、诚恳、稳定、虔诚等。一旦具备这些品质,就容易得到人民的赞美。反之,如果统治者在人民的心目中显得吝啬、贪得无厌、残忍成性、食言而肥、软弱怯懦、矜傲不逊、淫荡好色、狡猾、轻浮、虚伪,则会招致人民的谴责。其二是统治者的政治行为。如果统治者的行为符合通行的道德准则,就容易为他赢得好名声;反之,则会被人们视为倒行逆施,从而激起人们的不满。在马基雅维里看来,统治者具备各种美德固然是再理想不过的。但是,由于生活在他周围的尽是那些自私自利、背信弃义之徒。完美的品德反而会成为君主的拖累。所以,对于一个君主说来,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上述的全部品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马基雅维里断言:统治者“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做180度的转变。”换言之,作为一国之君必须学会并且善于伪装,不管他是否具有好的品德,都要显得象真的具备;不管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公认的道德准则,都要把它装扮成善行。在可能的情况下,他应该用美德善行去实现的目标。但是他还必须时刻准备着取得“邪恶的权力”,并且按照必然性的命令去运用它,不过,他还必须时刻小心谨慎,不要因此“获得一个邪恶者的名声”。那么,统治者怎样才能不之蒙受罪名,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从如下七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要正确地处理慷慨与吝啬的关系。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慷慨是一种很好的品质,有些政治家也乐于在民众中保有慷慨之名。但是慷慨往往具有豪奢的性质,常常使统治者耗尽财力。到最后,如果统治者要想保持慷慨之名,就不得不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爆敛,从而招致人民的仇恨;如果半途收手而有所节制,就会立即获得吝啬之名。因此,统治者除非自己承担损失,否则就不能使慷慨的德性扬名于世,所以“为了不去掠夺了百姓,为了能够保卫自己,为了不陷于穷困以至为人们所轻蔑,为了不至变成勒索强夺之徒,统治者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第二,要处理好仁慈与残酷的关系。每个统治者都会希望被人认为仁慈而不是被认为残酷,马基雅维里提醒他们不可滥用仁慈。如果过分仁慈,坐视社会动乱而不加以铁腕制止就会使整个社会蒙受灾难。要维持国民的团结和政治的稳定,统治者有时必须使用残酷的手段。他以汉尼拔为例,说明残酷无情的手段,使他在普通士兵心目中感到既可敬又可畏,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所以统治者对于残酷的恶名亦不应有所介意。第三,统治者“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韧不拔。”如果他给人们的感觉是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就会受到人们轻视。他必须做与其高贵的身份相适应的事物,绝对不能贪恋女色,不能与滑稽小丑在一起,更不能于婴儿嬉戏。第四,统治者还应该爱才惜才、近君子远小人。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指出,“一个君主必须表明自己是一个珍爱才能的人,引用有才艺的人们,对各个行业中的杰出人物给予荣誉。”同时鼓励公民们安居乐业。对于品格低下的献媚者,君主必须避开。因为献媚就其本质而言,基危险不亚于瘟疫。第五,统治者应该与民同乐,体验民情。在每年适当的时候,使人民欢度节目和赛会。经常会见各阶级各部族的代表,在保持威亚的同时,做出“廉虚有礼和宽厚博济的范例。”第六,统治者应该一言九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决断。如果朝令夕改,就会丧失人们对其决定的信赖。最后,统治者在信义问题上也要善于权变。尽管人们都希望统治者笃守信义,立身行事不使用阴谋诡计。但是由于人性是那么的恶劣,他们对统治者也不总是信守不渝。所以统治者也无需对他守信。特别是“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该遵守信义。” 由此可见,马基雅维里心目中统治者应有的形象既令人爱戴又令人畏惧。那究竟是被人爱戴好还是被人畏惧好呢?马基雅维里认为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他又指出,一个统治者同时兼具这两者是很难的。如果两者必取其一,那么选择被人畏惧比选择被人爱戴要安全得多。这是因为“人民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爱戴是靠恩义维系的,由于人性的恶劣,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便会将这条纽带一刀两断;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遭受绝不放弃的惩罚而始终保持着。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此,一个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于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于他人的意志之上;应该选择被人畏惧,而不是被人爱戴的形象。马基雅维里同时还指出,统治者在选择被人畏惧时,还必须努力避免招致人民的仇恨,这是他对付一切阴谋的主要法宝,“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轻视,使人民对他感到满意,他就能够稳坐江山了。”反之,如果人民对他抱有敌意,怀有怨恨的话,他对任何一件事,对任何一个人就必须提心吊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保卫君主最坚强的堡垒,就是他自身不被人民所憎恨的政治形象。三、政治传播的谋略鉴于政治过程与传播过程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和信息传播在树立君主形象,争取民心,沟通上下及协调社会各阶级、各族群利益方面的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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