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4021报章2716杂志2710电影205朋友/同事1913书籍134亲戚72家人61老师51注：由于可答多个印象，所以百分比的总和超过100%。这个研究证实了一个观点，就是传媒能形成人们对其他国家及人民之刻板印象，尽管个人本身的经历也有其作用。这个发现有两个含意： 第一，对传媒工作者而言，他们应该知道，透过媒介的表述，他们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们的观感。无论是在处理信息或娱乐题材，不论是电影、报章、杂志或电视，他们都应小心刻板印象的出现。第二，作为媒介使用者，我们应该知道媒介中的描绘，往往是片面的、不全面的和没有代表性的，有时甚至对其他国家或人存着偏见。有了这样的认知，因刻板印象而产生的敌对行为便会减少，这是由于当了解到我们的行为是建基于不全面，甚至是歪曲了的图象时，我们一般会谨慎言行。 社会距离 修改了的Bogardus社会距离量表，问及被访者会否接受日本人或南韩人成为姻亲、好朋友、同事、点头之交、访客或是需要被驱逐的人。此量表设计成1至7分，用来表示香港人与其它人的社会距离。分数越少，与其它人便越接近。结果显示，香港人与日本人的社会距离较与南韩人接近。香港人与日本人的平均距离为1.53，而香港人与南韩人的则为1.62。在大型调查的13个地方当中，新加坡人与香港人是最接近的 (平均距离 = 1.16)，而印尼人与香港人则是最遥远的 (平均距离 = 2.29)。 Bogardus量表显示超过三份二的香港人(68%) 接受日本人成为姻亲，而接受南韩人成为姻亲的则为60%。 对日本人与南韩人的喜欢程度方面，表四显示，43%的香港人喜欢日本人，而喜欢南韩人的则占18%。大约有15%的香港人不喜欢日本人，13%不喜欢南韩人。资料显示，大部份香港人(70%) 对南韩人持中立态度或没有意见。这反映了香港人不太认识南韩及其人民。相对而言，他们较为熟悉日本及其人民。 表四 香港人对日本与其人民，以及南韩与其人民的喜欢程度，1998年6月至9月 (所有数字为百份比) (N=332) 日本日本人南韩南韩人喜欢70%43%27%18%没有喜欢或不喜欢/无意见24426370不喜欢6151013总数 %100100100101**由于小数字之误差，所以数字总和并非100%Bogardus量表显示，没有被访者认为南韩人应该被驱逐出香港，然而有0.6%则认为日本人应该被逐。 虽然这个比率甚小，但已经是排在印尼人(4.9%) 及越南人(2.0%) 之后的第三大数字。 有些香港人不喜欢印尼人，大概是因为1998年的时候，香港传媒对印尼发生的多次暴乱有负面的报导，而这些暴乱往往是针对印尼的华人。有些香港人不喜欢越南人，大概是因为越南船民曾经是香港多年的经济负担。而越南人在船民中心内打斗偶有发生，本地传媒对此亦负面报导。香港人不喜欢日本及其人民，则大概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侵略中国的集体记忆。焦点小组的资料便反映了此种情绪。 在焦点小组访问中，大部份参与者都认为日本人是十分有礼貌及友善的。一位33岁的销售经理说，即使他们不明白英语，他们也会希望和你沟通及提供协助。一位41岁的工程师曾经两次在一个日本家庭中居住。 他说日本人招待外来人士极之殷勤。另一方面，有些被访者对日本人的印象是来自他们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记忆。一位63岁的园丁说，他不喜欢日本人是因为他们过去残杀中国人。一位52岁的女管家亦憎恨日本人，因为她从传媒中看见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颇为残忍。另一位42岁的女文员表达了其复杂的感觉。她说当她到广岛旅游时，她想起战争时日本人残杀中国人，觉得美国投下的原子弹是日本人应得的惩罚。但是，当她遇到当地的日本人时，她又觉得他们友善及有礼貌。 由于与战争历史有关，我们假设香港人的年龄与不喜欢日本人的程度是相关的。较年长的人会对战争期间中国人受日本残害较有亲身经历或较深的记忆。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被访者的年龄组别与喜欢程度的相关分析，年龄组别分为15-30岁，31-50岁，及51岁或以上；而喜欢程度则为一个五分的利氏量表 (Likert scale)，由『十分喜欢』至『十分不喜欢』。结果显示，gamma为0.35，统计学上的重要程度为0.01，即年纪越大的人，越有倾向不喜欢日本。 我们亦审视了人们的教育程度与他们对日本人的喜欢程度的关系。我们认为教育程度高的人较为开放及较能接受差异。我们做了一个教育程度与喜欢量表的相关分析，教育程度分为三组，即中三以下、中三至中七及大专或以上。 结果显示我们的假设是成立的。 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教育程度低的人倾向喜欢日本人。 Gamma为 -0.18，统计学上的重要程度为0.05。 这些结果联同较早前的资料显示，两个地方之间的历史经验，可以对人民的刻板印象有重大影响。然而，个人经历与接触、年龄，以及教育程度，也会令人的印象有所分别。 在南韩人方面，焦点小组的访问者颇多时都用『情绪化/激进』以及『大男人主义/女性地位低』来形容他们。 一位26岁的护士说南韩女性不可行在男性之前。在南韩的时候，有一个韩国男人撞着她，但这个男人完全没有向她道歉。一位17岁的学生觉得南韩人十分激进因为他经常在电视新闻中见到他们抗议。 一位博士生说他妹妹对他说韩国男人很粗鲁。 当他的妹妹到南韩旅游时，发觉男性不会让路给女性，有一次她还看见一个男人在街上打一个女人。 年龄、教育与对南韩人的喜欢程度之相关测试，没有发现统计学上的重要性。这表示年龄与教育程度，没有令香港人对南韩人的喜欢程度有所差别。此研究的整体结果显示，不论是正面或是负面的印象，香港人对南韩人都没有特别强烈的观感。这可解释为何年龄或教育程度等这些人口因素，未能影响喜欢南韩人之程度，不同社会经济背境的人，对南韩人都只有模糊的印象。 结论 在此研究中，我们看到香港人认识日本及其人民多于南韩与南韩人。香港人对日本人的印象亦较对南韩人的为佳。然而，对于部份香港人，特别是那些属于较高年龄组别的人，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侵略中国的集体记忆，会令他们较不喜欢日本人。香港人对南韩人便没有这类特别不喜欢的感觉。就社会距离而言，日本人与南韩人在香港人的排位是颇为相近的。香港人在大型调查内十三个地方的社会距离中，日本人排第七，南韩人排第九。在大型调查中，香港人觉得他们与排第一的新加坡人最接近，与排第十三的印尼人距离最远。 此研究部分证实了『接触』有助形成正面印象的理论。研究发现香港人对日本人的印象比南韩人的为佳，而香港人对日本及日本人有较多亲身接触。不过，亲身接触与正面印象的关系，会受两地之间的历史事件影响。 以日本为例，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记忆，便絶对是香港人对日本人印象的一个负面因素。 另一方面，『缺乏接触』不一定会助长这个国家的负面印象。以南韩为例，许多香港人没有亲身到过此国家，亦没有与其人民作交往，香港人对南韩及其人民只有模糊的印象，但这些印象是正面的多于负面。换句话说，『缺乏接触』可能不是一件坏事，至少不会引起负面的刻板印象。 这个研究亦发现传媒是人们印象之重要来源，电视尤其重要，之后便是报章、杂志以及电影。在所有的人际渠道中，朋友及同事是最重要的印象来源。在此研究中，我们看到，印象之形成是受到亲身经历、电视、报章、朋友及同事之影响。两地之间的历史记忆亦担当一个重要角色。这个研究的结果反映了亲身接触及媒介的审慎报导，能助长文化之间的了解。而互相表达善意，培养正面的沟通环境及孕育美好的集体回忆，亦应有同样的正面作用。   [参考书目] [1]Allport, G., 1958,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Addison-Wesley, Cambridge, MA. [2]Brigham, J., 1971, ‘Racial stereotypes, attitudes, & evaluations of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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