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往往在学术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进行。一项研究开始，没有文献检讨或文献回顾，没有尽可能把前人所作的相关文献加以分析，研计其得失，从而说明自己所作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让人明确这项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而做不到这一点，就有可能进行一次重复研究，去发现前人已经发现的结论。 其次，原创性研究讲究研究方法。不少论文，都象随感录，或者夹叙夹议的散文。有的运用思辩方法的论文，对自己的基本的研究对象不使用定义法加以明确，看得出其概念的含义在游蛇般地走动。有的例证选择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十几年来，实证研究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从无到有，逐步有所发展。但有些研究，没有严格按照方法的要求操作，论文中没有充分证明样本的科学性，历次获得的资料也缺乏可比性，因此读者对结论的可靠性信心不足。诸如此类的成果都称不上严肃的科研成果。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的成果就很难打入国际传播学界。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一个学者提出自认为有理由的观点，如果没有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充分的论证，那仅仅是提出了假说。一篇论文中对于诸多问题都是蜻蜓点水，未经充分论证，就成为“假说连篇”；倘若假说也是别人说过的话，连假说都算不上，那就更无新意了。⑤一句话，原创性研究必须是有板有眼的、扎扎实实的。 五、中国古代传播研究及如何对传播学作贡献 澳洲传播学者奥斯本（Dr. Graeme Osborne）说：“对一个没有特殊传播理论的国家来说，一个最有效的、有力的开端是认真研究本国的传播史，尤其是本国传播政策形成的过程，从中发掘本国传播的目的、目标和原则。”现代系统的传播理论虽然不产生于中国，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丰富的传播资源，从历史到制度，从思想到技巧，有取之不竭的资料可供研究。二十多年来，海峡两岸有不少学者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的研究，不计大量论文，已经出版的著作就有朱传誉著《宋代新闻史》（196？）、张玉法著《先秦的传播活动》（1983）、尹韵公著《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关绍箕著《中国传播理论》（1997）、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1997）、李彬著《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1999）等书。余也鲁教授等主持的“五史六论”（五部传播断代史，六部传播理论探索论文）的研究，正在进行中，有的已经成稿。 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研究，不但需要新闻传播学者、文史学者参加，还需要吸引经济、政治、语言、文化、人类等各学科的学者参加。 如何使中国古代传播研究对世界传播学做出贡献,有三个环节必须抓住： 首先，必须在传播原理、传播规律方面发现、有所总结。这方面的东西一旦有了就能成为全人类的。要把传统文化中的传播理论升华再升华，不要仅仅停留在历史的描述上，要把它们提炼成原理，有的争取再提炼成术语。我在《华夏传播论》一书的《政治传播》中试图总结决策圈与信息圈的关系对政治的影响（二者重合，政治就清明；二者分离，就会出现阴谋政治，政治就腐败）；在《科学传播》中试图说明逆向传播的道理（一个社会中，逆向传播不能存在，只能作“借经立言”式的传播，科学就不可能发展）⑥，就是这种努力。黄星明教授正在研究的“风草论“，我认为也比西方的‘魔弹论”贴切得多。（“风草”一说出自《论语》中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风行草偃”讲的是德教化民的道理，是说君子的德教传播，如风掠过，老百姓接受，会产生象草应风匍匐一样的效果。那么，要想让老百姓能顺应你的意向，信息就得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才能使他们一直处于接受的状态。） 其次，要用正确的方法、规范的论证和表述方式，来论证和推演你根据大量史料得出来的论点。这一点很重要。比如上面所谈到的信息圈与决策关系的政治传播原理，逆向传播的科技传播原理，我也都是在长篇论述中提到而已。由于种种原因，事后也未能重新来做，殊为可惜。所以，我所提出的还只能算假说，而不是科学结论。我最近读到古代传播研究方面的一部书稿，文中许多地方迸发出真知灼见，有的的确能上升为原理，可都是匆匆带过。如果以某一灼见作为理论假设，重新组织材料，进行充分论证，就可能出原理发现上的重要成果。 著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能给人们这方面的启示。它是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 内尔-纽曼教授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提出的：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因为害怕孤立，他便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其实，这种认识几乎是东西方“人人心中所有”(亲身经历过“文革”造势的中国人对此尤有体会)，只是“人人笔下所无”。但内尔·纽曼教授抓住这一现象不放，并且推演出一系列的论点。比如，占支配地位的或日益得到支持的意见就会愈加得势，另一方则越来越失去支持的声音。这样，一方表述而另一方沉默的倾向便开始了一个螺旋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把一种意见确立为主要意见。又推出，如果这个过程有大众媒介参与，螺旋往往形成得更快、也更明显。还推出，各种受者的声音又作为媒介的声音的和声进而影响更多的人。⑦所有这些论点，都被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加以证实，从而完成由假设到科学论断的飞跃。这位教授的“秘诀”在于：抓住它，展开它，用科学的方法证实它。 其三，要用英文改写或翻译既有原理发现，又符合国际通用的学术规范的学术成果，并在国传播学刊物上发表。 六、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我国传播研究，由于财力不足，在翻译引进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人力资源占有优势，我们有大量的新闻传播学术人才可以依靠，还有不少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可以借用，一些从事国际研究、文化研究的机构和学人现在也在进行传播研究，且成绩斐然。某些研究如中国古代传播研究方面，资料也相当丰富。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研究经费特别是各种研究基金都在增加。很明显，有利条件在增多，不利条件在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有意识地加强组织、协调，就会使我国传播学的研究发展得更快、更好。这种协调，最好是能成立中国传播学研究会。如果一时办不到，也可以通过两年一度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进行。因为我国传播学研究，当前从主体上看，还是一种追赶式研究，合理使用人力、经费，就可以使重点课题得到保障，同时避免低水平重复。 学术研究的协调，不是“计划经济”式的指令，而主要是通过过信息交流、咨询建议来实现。其实现方式主要是： （1）拟出近期、中期可供翻译介绍的国外重要传播学著作（包括一些重要论文）目录。为此，可以成立顾问委员会，由中外学者组成（要有一定数量的海外华人学者），请他们推荐。现在，国外传播学研究有日益庞杂之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这样做。 （2）向某些研究者建议需要研究的课题，需要撰写的中观研究的书籍。 （3）向社科基金或其他基金提出关于需要招标资助的课题的建议。 （4）回答各地研究者关于哪些课题已有人研究之类的询问。（或定期在有关刊物上公布正在进行研究的课题名称、主持人姓名，以及尚未有人研究的项目） （5）联系社会捐助者，资助传播学研究课题。 前面已经提到，组织协调并不意味着指令、指派。传播学者可以在极其广阔的范围内，自由选择题目进行研究。传播学研究在中国还属于“跑马占地”的阶段，没开垦的土地还多得很。各人发挥自己特长，有的可以沿着西方传播学研究的路子走，跟踪国外研究成果同时自己也进行研究；国学基础好的，可以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宝藏。外语条件好的，可以多做些翻译介绍国外传播学著述的工作。总之，不能强求一律，更不能互相指责对方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谁的建树，都是传播学园地上的收获。 注释： ① 陈力丹《对我国传播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现代传播》1995年第4期第27页。 ② 陆晔、潇湘《传播学的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99年国际传播学第49届年会述评》，《现代传播》1999年第4期第19页。 ③ 林之达《论传播致效的中介——心理能》，打印稿。 ④ 喻国明《从传—受互动方格看亚运会报道》，《体坛纵横》1986年第1期。 ⑤ 孙旭培《学术规范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第14页。 ⑥ 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⑦ 参见任湘怡、陈思吉力《科索沃的螺旋》，《现代传播》1999年第4期第33页。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