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们不只是要研究传媒业与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喉舌性质，还要重视研究传媒业的信息产业特性。 传媒业是信息产业的一部分，是第三产业的一种。在世界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早在199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正式将报刊经营列入第三产业，这是报业产业化改革的一个转折标志。新闻业作为信息产业的极其重要的成组成部分，它属于第三产业。那么至少在行业发展上，我们是可以，并且应该把新闻传播业作为一种信息产业来研究、来建设。不这样认识，我国的信息业就无法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没有与发达国家相媲美的信息业、新闻传播业，我们就无法形成信息丰富、灵通，决策及时、有效的经济建设环境。 我国有着庞大的传媒队伍，传媒业从规模上来讲，简直是世所罕见。报纸有2000多种，杂志有8000多种，广播电台有1400多座，电视台的数目堪称大得惊人，1994年我国就已经有了“官方”批准建立的电视台3125家（还不包括各地未经批准而私自建立的数以万计的有线电视台、站），它是美国的2倍，日本的25倍，英国的260多倍，超过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和巴基斯坦这11国的电视台的总和（2606家）。” （10）但是，它们提供的信息量并不大，因为其中大量的信息是不完整的，或者是重复的。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谈谈何谓信息和信息量的问题。美国科学家申农最早提出“信息量”这一概念，他认为：“信息量指的是对信息确定程度的量度。” （11）申农还提出“信息就是用来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的东西”(12)，那么信息对消除人们在认识某一事物上的不确定性的程度，则是衡量某一信息的信息量大小的主要指标，如果能够消除人们对同类或相关事物的不确定性程度高的信息，它所包含的信息量就大，反之就小。可见信息量的大小，并不是单纯地统计媒体发表的消息的数量。 作为信息产业，它所提供的信息囊括各种事物，包括国内、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领域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是尽可能反映事物原貌的完整的信息。如果说它对信息也需要有所筛选，那就是筛选掉反对和违犯宪法和法律的信息。除此以外，不能根据任何其他理由再加以筛选。因此它对信息的筛选是低强度的。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以及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和需求，因此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来考虑该不该向社会提供某一信息是不够的，可能一条信息对甲无所谓，而对乙特别重要。比如说，我国媒介的受众只知道古巴顶住美国的经济封锁，坚持自力更生取得辉煌成就，却不知道这个以产糖闻名的国家，现在连居民食用糖都实行配给制度。这个消息对于主张“对友好国家报好消息，对不友好国家报坏消息”的人是绝不赞成报道的，但对企业家和商家来说，可能是一条重要信息。又如，一场重大的煤矿事故的信息，对于只醉心于宣传大好形势的人来说，是不愿意报道的，但关注反腐败斗争的人，会希望将它公之于众，因为过去的经验证明，这样的事故大多与腐败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重大事故的公开报道，可能会给经济技术工作者以某种启示，最终导致一项新的发明或新的防范措施的诞生。因此，只有提供各方面的大量信息，才能尽量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才能满足社会的多元需要。这也是当今世界许多市场经济国家报纸多达几十版，甚至上百版的原因之一。当然，提供的信息量大了，就要求，也必然促成新闻自由度的提高。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但是经济信息，而且包括政治信息，只要善于利用，都可能转化为财富。报载江苏一位企业家，看到南朝鲜领导人访问北京受到高规格的接待的新闻后，意识到中韩建交在即，进而意识到与南朝鲜隔海相望的山东省烟台市，很可能将是韩国投资较多的城市，于是第二天，他就直奔该市，购置了几百亩地皮，果然，一段时间以后，该市房地产价格猛涨，他的企业获利很大。1992年6月某日，深圳只是有传言，陈云要来深圳视察，就使深圳股市上涨15点。（13）因为人们知道，这为老政治家能支持特区建设是多么不容易和多么重要。这些足以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众特别需要提高信息量。 然而，信息量的大小与信息的完整性，以及信息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功能成正比。信息越完整，信息量就越大，信息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功能就越强；反过来，信息越不完整，信息量就越小，信息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功能就越弱。仅以喉舌和宣传为己任的传媒，对信息的筛选是高强度的。在报道一个事物时，有些信息即使很有价值，只要不符合宣传的需要或者不符合宣传的口径，就被筛选掉了。国外有位传播学者说：说两面话的是报道，说一面话的是宣传。这个说法虽然有点绝对化，但也不无道理。我国的传媒业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所提供的信息比过去增长了很多，但用来“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东西”却不是很多，其信息量的增长也就没有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多。这是因为我们的媒介传播的信息中大量是不完整的信息。对于某些事物，媒介热衷于传播鼓舞人心的利好的一面，其负面则不报或尽量少报；对于另一类事物，则正好相反。而这样不完整的信息，无法导致对该事物的全面、准确的认识，因此即使篇幅再大，也不能在受众心中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经济活动者都是经济行为的主体，都要求掌握大千世界的各种信息，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来决定自己是继续还是改变自己的某种经济行为。所以它最需要的是尽可能客观的信息，而不是那些出于宣传的考虑，或者故意宣扬，或者故意隐匿某些内容的信息。笔者曾问过一些既有钱又有知识的朋友为什么不买股票，尽管回答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原因是共同的，就是我们的股票市场不透明，我们的传媒不能全面地报真情，讲真话。明知有某上市公司弄虚作假，业绩很差，传媒也常常以“正面宣传为主”、“不能影响社会安定”为由，不去揭露。 然而，放眼世界来看，只要我国的企业家和股民不能像发达国家的企业家和股民那样有着十分丰富、灵通的信息环境，他们就很难登上全球的经济舞台，就只能让外国人以中国为市场，来中国淘金、赚钱，我国的企业家和股民就很难到国外的市场上淘金、赚钱。所以说，我国的传媒业只有担当起信息产业所赋予的重任，给社会提供大量的、尽可能完整的信息，我国的改革开放才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我国的市场经济才能迅速地迈入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轨道。 对传媒业管理法制化 综上所述，为了尽可能多地给社会公众提供各类信息，传媒业从总体上来说，必须是信息产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传媒业应该比较全面、客观地报道新闻，提供足够的信息量，尽量减少事物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传媒不但要报道利好新闻，也要报道负面信息。不但要有大量的经济信息，还要尽可能多的政治信息，不但要有执行政策的信息，更要增加很多的决策报道。不但要有趣味性、娱乐性强的软新闻，更要增加很多反映政治、经济等严肃题材的硬新闻。 当然，将传媒业作为信息产业来建设的同时，确保党的机关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发挥作用，这一点也是不可动摇的。虽然党的机关报也有增加信息量的任务，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毕竟是其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功能。 为了对作为信息产业的传媒业进行管理，国家要制订法律和法规制度来约束传媒的行为，逐步减少对传媒的行政干预。我国传媒业长期以来受宣传口径、宣传纪律约束，依法管理的色彩不浓。而那些宣传纪律，主要是传媒管理者依据过去的经验和自己对社会效益的认识，做出的书面或口头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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