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的两方面（自由与控制）正好与媒体合政府密切相关：与新闻自由相对应的是媒体；与新闻制约相对应的是政府。政府的本能是要控制新闻自由，使其成为相对的新闻自由；而媒体的本能是要获得绝对的新闻自由，希望不受任何的控制。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政府和媒体对新闻自由的不同需求达到的和谐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当然，达到和谐的标准要看新闻自由能否“维护秩序与社会内聚力”，即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平衡发展。这一说法与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六原则之一不谋而合：“改革是否成功，关键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看能否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看生产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14] 三、社会平衡发展原则对新闻自由观的启示：新闻自由观发展必须遵循社会平衡发展原则 1．新闻自由的发展不应该以破坏社会次序为前提。按照西方社会学的观点，社会是一个整体。它的一切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一个整体。社会整体的和谐性表现为社会秩序，不和谐则表现为社会冲突。因此，社会秩序是社会最基本的整体性特征[15]。正如前文提到过的，任何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都在于维护秩序和社会内聚力。新闻媒体作为社会整体的子系统，也不应该违背这一原则。事实上，社会稳定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普遍愿望，而且也是西方“丰裕社会”中人们的一种强烈愿望。对于新闻自由在我国的发展过程，可以套用邓小平同志谈到民主时的一段话，“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用那一套，非乱不可。” [16] 因此，笔者认为衡量新闻自由的标准主要看其对社会平衡发展是否有利，即社会平衡发展原则：自由与制约两方面的平衡，媒体的商品性和工具性的平衡，市场和法律的平衡，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平衡。总之，只有当新闻自由这样的概念适合于社会总体平衡发展原则才会有利于社会的本身发展，当然反过来，也会促进新闻自由这样的理念向更高层次发展。 媒体的发展和影响力（媒体之所以能起如此重要作用）都脱离不了社会的整个运作体系。媒体本身只是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一个分子，也必须从社会的平衡发展中才能取得发展，必须在社会整个体系正常运作之时中才能发挥其有利于这个社会发展的作用。反之，就有为了获取新闻自由而获取其形之嫌，流于形式。 说到底，新闻自由的发展必须考虑一个社会环境的历史发展进程、经济水平、文化传统、民族和国家利益。任何为了偏袒新闻自由而忽视其他社会体系子系统的做法都将违背社会平衡发展的原则，到头来，“新闻自由”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新闻自由。真所谓“皮（社会环境）之不存，毛（新闻自由）将焉附”！ 2．鉴于新闻自由这样的理念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因此在新闻自由观本土化的过程中会有阶段性和反复性，这一点已在中国历史和现实得到证实。但从反正的角度讲，笔者认为这种阶段性和反复性恰恰说明中国不是在排斥新闻自由理念，而是在根据自己的本土环境是新闻自由这样的理念能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一点正好也吻合了笔者上述提出的社会平衡发展的原则。作为对于这一原理的验证和阐释，本文将通过以下两个案例分析加以说明。 个案一：新加坡尽管在经济上完全实行自由化，基本上与西方国家接轨，但是在政治上却相对“保守”，确保新闻自由的理念能与本国的文化传统、经济水平、国民教育水平能有机结合。新加坡议会最近通过的反对外国电视媒体报道本国事件的议案便是一例。即使是对于新加坡国内的媒体，政府控制也相当严格，要求各个媒体与政府步调基本保持一致。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新加坡在其相对的新闻自由观之后较好地保持了自身独有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一直较为平稳。新加坡的新闻控制的成功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很多学者的认可。毕竟，以社会动荡的代价去换取不切合本国实际的所谓新闻自由是得不偿失的。 个案二：前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一夜之间完全实行“民主化”，新闻自由也在一夜之间完全实行全面西化。现在的俄罗斯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制度转型国家，在对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并按自由主义市场模式改造整个经济体系的艰难进程中，社会的震荡与冲突此起彼伏，矛盾与危机接连不断，而作为社会一个子系统的俄罗斯新闻事业也在国家转型期谋求生存、痛苦探索。从目前的结果来看，俄罗斯新闻业完全西化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是“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动荡，这可能和它一夜之间突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关。目前俄罗斯新闻业面临巨大的危机，新闻秩序极其糟糕，“俄罗斯的新闻记者在面对各种困难的同时，还被无情地置于恐怖氛围之中，要时刻警惕对自己人身安全的威胁，甚至于暗杀。” [17]非常可悲的是，俄罗斯新闻“突进”并没有赢得西方的青睐和认可，相反，西方国家还在各个方面不断挤压前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 新加坡和俄罗斯两国的个案从正反两个方面展示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新闻自由是一个绝对相对的概念。它既要受到时代发展的限制，也要受到空间的限制。任何国家的新闻自由都会不可避免地会烙上本国的特色，也只有保持适当的本国特色才能保证新闻自由在当地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施，使得这个国家享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反之，则必然会使本国人民和国家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道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发展中大国是有启迪意义的。 四、结束语 新闻自由作为一种理念，尽管源于西方，目前已成为全世界不同社会体制国家的共同追求。但是在追求新闻自由的本土化过程中，新闻自由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均有所不同。不过，凡是在遵循社会平衡发展原则的国家，新闻自由不但能促进这个国家的更好发展，而且也会使新闻自由真正成为这个国家和国民的自觉行为，使新闻媒体享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这一点在西方国家和某些东方国家（如新加坡）中已经得到验证。 因此在共同追求新闻自由这一大前提下，新闻自由的理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会表现出多样性，这样才符合这个多样世界的特性。我们很难想象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新闻自由都被贴上一个统一化整的标签。无论是用中国的新闻自由观去衡量西方，还是用西方的新闻自由观来衡量中国，都会有失公允。新闻自由这一特性决定其必定是一个有棱有角的本土产物。 对西方国家而言，新闻自由之所以能在他们国家被普遍认同是因为新闻自由有助于他们社会环境的稳定和发展，而且这种“有助”状态本身也还在不断变化之中。所以，任何企图用新闻自由为借口从事政治性目的的活动都会妨碍国际社会的正常交流，无助于中西方之间达成共识的同时又能尊重各自的本土性。 对现实中国而言，应该承认我们的新闻媒体自由尚有不完善之处，需要不断改革，但是也应该反对那种脱离中国现实的新闻自由观念。为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应该重视新闻自由在我国平稳适度的发展，这既是现实的要求，更是历史的呼唤，同时也符合长治久安的国策。新闻自由的恰当发展也必定会给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带来更大的活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即将加入WTO。对于中国来说，WTO决不仅仅意味着加入一个经济组织。它的影响一定会涉及到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像对新闻媒体自由这样的意识形态理念的冲击将会超越人们的想象，因此所产生的影响也是目前无法估计的。不过，只要能遵循社会平衡发展这一原则并大胆探索，我们相信WTO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外在推动力，将中国的新闻自由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也会使中西方更好地相互了解，不再出现本文开头提及的没有结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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