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传媒、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动态性质时，将这种关系称之为‘依赖’关系可能影响理论的清晰度，使之模糊化。”许多人因之误解了媒介系统依赖论所界定的关系，尤其是微观层面的媒介系统依赖关系，认为那意味着是弱的个人依赖于强大的传媒系统。（2）传播新技术使个人与传媒的关系性质产生变迁，这对媒介系统依赖论的有关观点是种挑战。“媒介系统依赖论将个人与传媒的关系的特征描述为非对称性，但是传播新技术变革正使这种非对称的关系性质产生变化，导致个人介入制作、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差异更大，个人同传媒的关系变得更为多样化。”伴随着因特网的诞生和发展，在新的传媒环境下，原先假定的个人与传媒的非对称的关系需要重新考察。（3）在媒介系统依赖论的概念化认识中，中观层次的力量（如人际交流网络）的角色未得到充分的阐述。虽然鲍尔—洛基奇在1998年的有关论文中在媒介系统依赖论模式中引入了中观层次的人际网络，但是媒介系统依赖论的总的聚焦点还是在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所涉及的个人、传媒与社会的关系。（4）以往的媒介系统依赖研究未能充分探索将个人的直接交流环境考虑在内的实证研究方法。传媒系统依赖论假设：个人周围的环境在个人形成与传媒的依赖关系中可能影响关系形成的目标、强度和范围，虽然有此假定，但媒介系统依赖研究并没有明确地考察个人环境和媒介系统依赖关系之间的关系。 [11] 针对“媒介系统依赖论”的这些局限性，鲍尔—洛基奇等研究者提出了“传播基础结构论”，力求揭示常被忽视但却非常重要的传播配置构造（communication configuration），研究者们称之为“传播基础结构”。该理论旨在揭示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传播基础结构，考察何时何地传播基础结构是强大的或弱的，并弄清传播基础结构的强弱产生什么影响。在“传播基础结构论”的框架下，鲍尔—洛基奇等人提出了微观层次的“联接性”的术语，细化说明个人同各种传播资源之间形成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态学关系。与“媒介系统依赖关系”概念相比，“联接性”概念的所指对象包含了范围更广的传播资源，从人际传播到新、老传媒，到大、小媒介，均涵盖在内，而“依赖（性）”一词主要聚焦于个人同大众传媒的关系。其次，与“依赖（性）”一词相比，“联接性”这一术语的优势在于其在概括个人同传播资源的关系特征的概念中较为中性化，“联接性”仅蕴含关系本身，而没有暗示施动者的特征。再者，个人与传播媒介的联接性被描述成由多种维度（即接近性、范围、强度和中心性）界定的质化关系。[12] III．《传媒转型》研究的特点及对我们的启示 作为一项历时数年的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颇有特色并对我们深有启示作用。在《传媒转型》于1998年开始之前，鲍尔—洛基奇即已带领一些研究人员进行过关于洛杉矶的一些非主流语言传媒的研究等相关研究，《传媒转型》的展开有较充分的前期成果作为铺垫。该项目既有实证研究的扎实特点，又对质化概念予以高度重视。在方式方法上，该项目虽然是以具体指标进行测量的经验式研究，但同时重视定性分析，可以说为多种方法交叉使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实例。 《传媒转型》项目的又一个特点是研究人员深入形形色色、特征各异的城市社区，并根据其不同的环境展开调查。在洛杉矶这样一个种族、文化、语言多样化的城市中，为了真正深入了解不同的居民点的情况，研究人员在研究中采用了多种语言，在焦点小组座谈讨论中更是使用了调查对象的语言。这种做法体现了研究人员对这项研究的认真态度和对非主流语言、文化的尊重。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日益融入国际社会，我国城市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体现多样化态势的现象：城市人口中流动性人口增加，大城市众多的就业、个人发展机会带来了农村人口进城、外地人才竞相进入一些大城市的现象，境外投资的增多和中外合作的日益扩展，使外国人来华工作乃至定居在一些城市成了人口变迁中的新景观。凡此种种现象，也使多样化背景下的城市社区建设成为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中应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外，信息传播新技术的社会应用在我国近年来也发展迅速。在北京和上海，网民在本市人口中所占比例均已超过25%（北京：27.6%；上海：25.8%），[13] 已超过创新扩散达到预期效果所需的足够数量。这意味着在中国，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中，传媒转型的态势已出现。在这种背景下，《传媒转型》作为考察全球化、传播新技术和人口多样化因素影响下的社区建设、社区纽带的一项研究，对我国传播学界的启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其研究者尊重调查对象的语言、文化等背景的态度，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此外，《传媒转型》具有一个精心根据研究目的设计的理论框架，鲍尔·洛基奇为首的研究者并且在项目展开过程中对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对研究发现作了理论概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源于“媒介系统依赖论”又在理论高度上更推进了一步的“传播基础设施论”，从而做到了以理论指导实证研究、以实证研究促进理论发展。这种发展，体现在“传播基础结构论”在四个方面与“媒介系统依赖论”的不同。首先，“传播基础结构论”更广泛地将所有传播形态包括进去。“媒介系统依赖论”的主要所指对象是大众传播系统，但“传播基础结构论”则不仅包括宏观层次的大众传媒，也包括中观层次的当地媒体和少数民族群体的媒体，并将新老传媒、人际传播网络一并涵盖在内。其次，“传播基础结构论”提出的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系统的概念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所指对象，明显地将叙事分析和社会学分析融入一个理论框架。在“传播基础结构论”的视角下，个人和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种权力依赖关系，而且还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创作和分享轶事信息／故事的传播过程。再次，与“媒介系统依赖论”不同，“传播基础结构论”把个人视为更为积极的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系统的参与者，同宏观和中观层次的传播渠道发生互动。该理论尤其把中观层次的传播网络（如当地公共媒体、少数民族群体的媒体及人际网络）涵盖在内，作为联接个人和宏观层次的大众传媒系统的纽带。这一理论告诉人们，当获自主流大众传媒的信息不够充分时，中观层次的传播网络就成为个人可能与之发生联系的潜在的被选机制。再者，在概括“媒介系统依赖论”中称为人们的个人和社会环境的概念中，“传播基础结构论”采取了更为扎实和具体的思路。它提出了“传播行为背景”的概念，细化说明了可能促进或限制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系统的活力的物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背景。该项目的理论性成果和以决策建议为导向的成果并列的情况，对于我们有机地整合应用性研究和理论研究也是一种启示。 中国大陆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进介绍国外传播学研究以来，其传播学研究已走过27个年头。理论性的研究和应用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分离的情况始终存在。大型研究项目，尤其是整合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理论框架清晰、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的项目数量还不多。这就使来自《传媒转型》的启示对我国传播研究界尤具现实意义。 注释： [1] 转引自McQuail, Dennis. (2002) McQuail’s Reader in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London: Sage.pp. 19-20. [2] Dewey, John. (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 5. [3] Dewey, John. (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p. 5-6. [4] 参见Peters, John Durham.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The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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