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从移民的新近性、人们在这些地区居住的时间长度以及居民的住宅拥有情况来看也有很大差异。 《媒介转型》项目的研究者使用多种语言接触这些研究点的居民，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采集有关传播与归属型社区的关系的信息。这些研究方法有：（1）电话访问调查。研究者通过随机数码拨号，在每个研究点中对250—312户家庭进行40－47分钟的电话访问调查，共调查了1812户人家。（2）社区问题焦点小组(focus group)座谈。在每个地区，研究者从开展电话访问调查的样本中选出20名参加者，作为焦点小组（每个焦点小组10人），进行焦点小组讨论，分享其有关一系列社区问题的观点看法，这些问题包括：什么使得居民联合起来或相互分离？哪些传播环境特点使人们得以对社区产生归属感或抑制归属感？等等。焦点小组讨论是以调查对象的语言展开的。（3）社区组织成员访谈。研究者先在电话访问调查中请调查对象说出其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社区组织。然后研究者找到这些组织，对其成员就其传播实践，尤其是他们如何进行社区“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的实践，展开访谈。（4）当地传媒生产者访谈。研究者在每个研究点对当地传媒进行了普查。当地传媒包括以特定的民族群体为目标受众群或针对特定的居住地区的媒体和坐落在被研究地区的公共（非商业）媒体。研究者们围绕这些媒体的生产目标、其目标受众、资源以及“趣闻轶事／故事讲述”实践对许多当地传媒生产者进行了访谈。[8] 研究的主要发现有： ● 每个地区都有一个独特的传播基础结构（a unique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这一事实警示决策者在社区建设中不能采用千篇一律的策略。 ●“归属（感）”——依恋感和睦邻行为——是社区最重要的要素。那么是什么造成归属感的呢？并不一定是财富或特定的文化背景：《媒介转型》在洛杉矶的研究结果发现，非洲裔美国人云集的居民点Greater Crenshaw地区的居民总体上在“归属（感）”指标上得分最高。“归属（感）”产生于当社区具有“居民点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结构（fabric）时，通过这样的“居民点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结构，居民、当地传媒与社区组织相互激励，从而聚焦于共享的居民点事务。 ● 一个强大的居民点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结构或网络积极培育归属（感）、集体效验（collective efficacy）（即相信“我们”能够携手合力解决居民点的问题）以及公民参与。 居民在其中居住的传播环境的物理的、经济的和心理的特征——例如地区的（设施）保养、消费者服务质量和安全且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的可获得性等——直接影响人们是否感到自己能够并愿意“讲述”其社区归属方式的“故事”。 ● 因特网已经成为更大的传播结构的一部分。 ● 归属于网络社区的人们很可能对于其居住地区也有归属感。 ● 人们对城市的某些地区的害怕及在某些地区的舒适感是通过人们相互谈论的主流电视节目而形成的；害怕感和舒适感并不能准确／精确地反映居民地的犯罪率。 ● 那些为“9·11”悲惨事件中的受害者提供帮助和支持的人常常是自己的社区中参与度最高的人。 ● 有效的干预能带来传播基础结构（或者说嵌入于社区之中的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系统）的变迁，这种变迁比起改变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基础结构所要求的时间和资源投入来，可以在短得多的时间中发生，并且所需的资源投入少得多。 [9] 在项目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研究者们以一系列形式，刊于学术刊物和论文集等书籍的论文、研讨会宣讲论文、研究报告、面向决策参考的详情报告（“白皮论文”）等，发表了大量成果，其中学术性论文达数十篇，面向决策参考的详情报告3篇。另有4篇即将发布的此类报告，并将要撰写此类报告9篇。可以说，以桑德拉·鲍尔—洛基奇为组长的课题小组充分运用研究所得的数据，既进行了理论探讨，发表了学术性为主的成果，又进行了应用性分析，发表了以提供决策参考为导向的成果。就应用性的、决策参考类的成果来说，研究者们以扎实的研究数据为基础，分别向决策者和城市规划者、主流媒体、当地媒体和社区组织提出了建议。给决策者和城市规划者的建议的要旨是：为居民创造使之在一起“讲述”其居民点的“趣闻轶事／故事”的机会越多，社区就会变得越强大。因此，在划拨改善社区的资金中，决策者应重点考虑那些能鼓励居民讲述社区趣闻轶事／故事的改进项目，并以明显服务于社区居民们在一起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实施此类改进。研究者们认为，这样做将使居民们产生对其社区的归属感，并使居民点本身产生对更大的地区的归属感。给主流媒体的建议主要是：传媒报道是促进面对面的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的最强大的催化剂；人们常常以“您读了／看了／听了今天的xxxxx报道吗”为相互交谈的话题。传媒本身即趣闻轶事／故事讲述者，在社区传播基础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针对主流媒体中“新闻”往往意味着“坏消息”的情况，研究者们指出媒体应注意好消息、坏消息的平衡，在这方面，被称为“公共新闻”的新闻实践的效能及其对读者的吸引力可以提供启发。他们并认为在新闻中做到在报道坏消息时不要贬低整个地区既是可能的，又是必须的，因为贬低一个地区可能对该地区的商业投资与发展产生冲击，这种后果理应考虑。研究者还进一步建议，在一篇新闻报道本身内容较窄时，新闻标题写作应避免以贬低整个地区的方式来为话题设框。 研究者们给当地媒体的建议的要旨是：当地媒体对于人们认识社区环境和在环境中有效行动至关重要；当地媒体要注意与社区组织间的联系，因为后者发起的活动常常是很好的当地新闻报道的素材：它们涉及到对社区居民很重要的社会、健康、劳工、法律、政治和经济问题。当地媒体同社区组织的强有力的联接，有利于会聚社区趣闻轶事／故事讲述系统的力量。研究者还针对一些服务于新的移民社区的地方媒体报道大量有关原籍国家的新闻而对当地的新闻报道不充分的情况，指出：尽管居民对其居住地区的关注程度必不可免地有所不同，但是正是这些地区最直接、最具体地影响其日常生活，因此居民们需要对原籍国家的情况和当地居民点的情况双双都了解。鉴于许多当地媒体资金有限，研究者们就如何以相对较低的成本采访和报道当地新闻的具体方法提供了一些思路。在给社区组织提出的建议中，研究者们认为，社区组织可以通过更积极地讲述居民点的故事／情况和鼓励居民们相互间讲述这些故事／情况而直接为社区建设作贡献。鉴于社区组织扮演许多重要的服务角色，但一般资源条件较差，研究者们采取了与社区组织一起工作的方法，帮助这些组织设计和实施现实可行的策略来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联系、社区趣闻轶事／故事讲述。[10] 就理论性成果来说，该项目的最大成就，在于为考察全球化、传播新技术和人口多样化因素影响下的社区变迁，首创了一种新视角，即“传播基础结构的视角”。鲍尔—洛基奇带领的课题组以这一视角为理论框架展开《传媒转型》研究，经过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概括总结，鲍尔—洛基奇等人提出了“传播基础结构论”，它既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鲍尔—洛基奇和德福勒合作提出的“媒介系统依赖论”有很深的渊源，是“媒介系统依赖论”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对“媒介系统依赖论”的若干局限作出的回应，在一系列方面有所突破与不同。根据鲍尔—洛基奇等人的论文《媒介系统依赖论到传播基础结构论：媒介系统依赖论演进的回顾和一种新概念的提出》中的归纳，“媒介系统依赖论”的局限性表现为：（1）“依赖性”这一术语可能产生误导。该词倾向于隐含关系双方之间的关系具有固有的非对称性的意思。“当媒介系统依赖论的要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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