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在商业运作上非常成功的例子。比如美国电视的历史频道,它所获得的商业利润甚至远远超过了很多综合频道。所以我就不相信咱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就真的一点没有这种节目(指专题片和纪录片)的市场和观众需求,而事情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或是我们没有找对路径。”[4]我们深信,优秀电视文化产品本身所蕴涵的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意义的探求,对电视应有的文化意义的挖掘和追求,以及电视表现手段上极具精英色彩的人文关怀,等等,不仅处于21世纪中国电视的主流地位,而且肯定有既叫好也叫座的光明未来。 提倡多样化,必须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的贵族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安邦治国的角度看,一方面,要以科学、积极和务实的态度对待社会阶层结构出现的新变化,要着重考虑并满足广大工人、农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解决好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和看待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要充分发挥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加强引导,增强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应当看到,对社会结构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以及这种新变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电视在传播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在:从总体上看,在电视传播中,工人、农民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数量少、质量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电视节目还太少,而且,电视传播中对下岗职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生活窘迫的展现,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工人阶级的价值和尊严。有些反映工人、农民生活的电视剧,又把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创业过程塑造成了“暴发户”的生活轨迹,给人一种“多亏下了岗,才成大老板”的感觉。这种“落难公子中状元”式的电视作品,不可能真正反映工人、农民的生存状态和他们身上的闪光点。粉饰太平实际上也是一种误导。另一方面,对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的屏幕形象,也存在不少扭曲。例如私营企业主的一掷千金和纸醉金迷,他们与女秘书的情感纠葛,甚至包括成为黑道头子后“看上去很美”的善解人意和极尽孝道,都可以找到对社会新阶层的了解和把握浅尝辄止的创作弊病,更暴露出在电视传播中,缺乏站在时代的、历史的、发展的、民族振兴的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始终是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国家的主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他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蓝领”或“白领”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人阶级在社会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下岗职工的存在以及再就业,就是这种牺牲的客观反映。这是我国社会转型所付出的成本,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所以,违背现阶段中国的基本国情,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普通百姓的生活实际,去勾画一幅幅虚假的“清明上河图”,是与中国电视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文化战略背道而驰的。 曾几何时,屏幕上星级宾馆富丽堂皇,大款小密情深缘浅,大酒店、美容院、住别墅的女人、中国模特、洋行里的中国小姐,如此众多的情节离奇的肥皂剧和爱得寻死觅活的言情剧,让无数中国的普通百姓不由自主地发出抱怨自身命运的悲凉感叹。问题在于:别墅、美容院、大酒店……,与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实际相距甚远,而且,不论是政府的目标,还是百姓的希望,都不会将这些场所作为自己理想的园地。那里发生的一切在引起观众最初的一种新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巨大的隔膜感,这种隔膜感,如果能以冷静思维告诫自己不可攀比,那还算幸运;不幸和威胁恰恰在于,当富丽堂皇同现实中的穷乡僻壤形成巨大反差时,它所引起的副作用便原形毕露:观众只好抱怨命运的不公和人生的无奈,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挥之不去,特别是当中国的下岗职工日渐增多时,看到屏幕上那一掷千金的场面,实在反差太大,下岗职工那能不反感、不气愤?所以,这种“富丽堂皇”的宣传实际上就成了社会不安定的一种诱因。 星级宾馆、腰缠万贯、极尽奢华,在其中出现一些死去活来的故事,这当然也是多样化中的“一样”,在中外电视剧中,这种题材并不少,这种场面就更多。从提倡多样化的角度看,这也无可非议。弘扬主旋律,也并不是一味展现农舍院落的破败、下岗职工的艰辛之类的画面就让人肃然起敬。但正像描述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是透视着电视的心灵关怀一样,对高消费一隅中发生的一切,电视应当表露出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倾向。那种半是欣赏,半是自愧佛如的屏幕信息,对我们的民族、对广大的民众,没有丝毫终极关怀的意味,而只能是终极伤害。 仍然是那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缺陷进行了猛烈抨击的瑟罗指出:“如今,最经常被邀请来你家的邻居并不是你真正的邻居。电视上的家庭比真实的一般美国家庭大约要富裕4倍,这就误导了许多真实的美国家庭,给他们留下一个夸大了的概念,好像一般美国家庭真有多富裕。把自己的家庭和这种虚构的家庭相比,结果大家都有一种丧气的感觉。”[5] 在美国,“4倍”这一数字就使人获得一种简单的清醒,而4倍放在中国应是几倍呢?相信一切智力正常的人都会做出自己的正确判断。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现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中国的这种国情,对中国电视传播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中国的电视传播必须对宏观的社会大背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对当代中国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聚焦和观照。在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起步走向富裕的国度里,目标尚在远方,贫穷就在身后,中国的电视传播决不能对这一基本国情视而不见。确立人民群众在电视传播中的主体地位,让他们成为荧屏聚焦和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这是中国电视的基本属性之一。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电视安身立命的法宝之一。中国电视只有从中国人民的需要出发,首先赢得中国广大观众的喜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 中国电视的发展,同样存在一个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从世纪之交中国电视的总体态势来看,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中国电视的传播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社会承受程度的大小,最根本的是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电视准确地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生活的水平,就能对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积极引导作用。当“一掷千金”被诱导为“潇洒”、“挥金如土”被隐喻为有“派头”时;当“赢得观众”演变为“媚俗和迎合”时;当“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被认为是“上个世纪的事情”时,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根基就被动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就被歪曲了,中国电视的基本定位就严重地错位了。 提倡多样化,必须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的同质化 所谓电视文化的同质化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范围的电视节目出现的某种程度的“互文本”现象。形象地说,就是所谓“克隆”,通俗地说,就是“扒过来”。从表面上看,电视文化的同质化是十分迅速的,甚至像瘟疫般流行,其突出的表现是,受境外电视文化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游戏娱乐类节目等节目形态在屏幕上颇为流行。例如,节假日黄金时段的《玫瑰之约》、《相约星期六》等节目,不过是台湾的《雅嘉非常男女》在此岸市场的翻版;而收视率颇高的《开心辞典》、《幸运52》、《超级大赢家》则是国外的《百万富翁》的“克隆”。于是,“媒介文化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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