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产业化、集团化得以迅速发展的同时,电视的商业化、同质化、庸俗化、贵族化倾向也愈演愈烈。其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收视率高的电视剧受到许多电视台的追捧,出现了数十家省级电视台同播一部电视剧的“电视奇观”,而这些电视剧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又是比较低劣的;二是游戏娱乐类节目被大量地“克隆”,尤其是在节假日的黄金时间里,屏幕上大呼小叫,争相搞笑。至于屏幕上的“豪华风”、“滥情风”、“戏说风”、“聊天风”、“猜奖风”、“破案风”,更是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华丽的信号究竟给社会心理输送了多少健康生长的维生素和营养?尤其是高踞信号榜首的中国电视剧,又到底给本来就漂移不定的大众心理灌输了多少人生的定向、审美的规指、心灵的依靠、信仰的关怀?”[2]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电视传播多样化中的某些“另类”予以深入的辨析。 提倡多样化,必须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的商业化 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不仅原有的文化形态找到了自己在电视传播中的落脚点,而且借助广播电视的表现方式扩大了各自的领地和影响。至少,电视在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电影等文化形态方面的普及和传播中功不可没。从文化发展的意义上说,电视传播是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革,电视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当今其它任何文化形态,成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力量。然而,电视对文化的影响并非只有积极作用。许多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收视率、销售量等市场营销术语引入“电视文化生产”,其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异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消费文化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精英文化的巨大冲击,“物质丰裕,精神痛苦”这种“病态社会”中人们被异化了的生活也通过电视表现出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瑟罗深刻地指出:“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价值观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电子媒介所左右。人类社会几乎彻底地让商业市场来决定他们的价值观和模仿的榜样,这是前所未有的。无论从深度(看电视花去的时间)还是广度(看电视的人口比例)上说,电视创造的文化渗透力也是前所未有的。”[3] 电视这种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其运转过程与现代大工业生产极为相似,电视事业发展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文化工业迅速成熟,使文化市场日趋丰富。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看,包括电视在内的文化艺术向商业化靠拢,实际上表明整个中国社会纳入市场体制运行轨道的深刻变革。我们之所以说电视文化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各种怪现象不可避免,是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还有许多无序甚至混乱的现象,非理性的东西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从社会宏观角度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和交换形式,其本质是一种理性化的经济行为。电视产品的生产过程有强烈的经济行为表现,这是正常的;中国电视文化的完善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也不难理解,但如果总是跟着感觉走,以耻言理想、躲避崇高、消解价值、游戏人生为“潇洒”和“乐事”,以对艺术的冷落为代价,那么感性化、平面化、媚俗化、游戏化将永远是中国电视文化无法逾越的严重障碍。 发展才是硬道理,但不等于说“赚钱就是硬道理”,更不等于以牺牲电视的人文关怀和生态环境为前提去发展也是硬道理。中国电视不能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那种认为只要彻底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只要完全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体制实现“接轨”,一切问题自会迎刃而解的看法,未免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电视事业的发展,归根结底并不是体现在它的融资和挣钱能力上,电视台永远不具有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性质。电视事业的综合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它的信息传播和文化娱乐功能。用丰富多彩、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电视节目,去不断满足观众的文化娱乐需求,这才是电视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增长是为人的生存服务而不是人的生存为增长服务。因此,坚持电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针,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面对包括中国加入WTO等等在内的新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遇,中国电视肯定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代价不能是以消解意义、躲避崇高、无序竞争、拼命媚俗为前提,甚至以牺牲社会公正和公众利益为代价。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日益凸现出来,某些广播电视节目具有商品性,要讲求经济效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电视毕竟不同于一般商品,它作用于人们的心灵,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兴趣爱好和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这就更应强调电视节目的社会属性,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中国电视的发展告诉我们,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可以统一的,真正社会效益好的电视节目,经济效益也是不错的。中国电视的产业化和集团化,决不等于电视的商业化。 在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中国电视商业化倾向的体制根源,认识中国电视商业化倾向在制度安排上的弊端,从而从制度创新的高度纠正电视商业化的不良倾向。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电视大国,中国的电视台、电视从业人员、电视受众堪称世界之最。然而,电视大国不等于电视强国,数量大不等于质量高。一些电视台为维持生计,乱播滥放,格调低下,这不仅对主流媒体的主导地位形成冲击,而且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在媒体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电视台的强大生存压力和强烈发展欲望。从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来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的“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发展电视事业的方针,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和实施的,它对于弥补国家财政投入的不足,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迅速扩大电视的人口覆盖率产生了巨大作用。可以说,没有“四级办电视”的方针政策,就没有中国电视的今天。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四级办电视”为中国电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不失为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革命性变革。 但是,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中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制作、重复播出、重复覆盖,导致了重复投入,增大了支出成本,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浪费。由于各级电视台之间的无序竞争,相互瓜分观众群,致使覆盖效益降低,“散”、“乱”成为现阶段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电视的无序竞争必然是以电视资源的浪费和电视节目的品位低下为代价的。现在常能目睹这样的电视播出现象:黄金时段的电视剧在播放中,常常插入广告而使电视剧的完整性受损;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画面在不少地方的转播中被打上本地的滚动小广告;电视节目中的在场观众明显的企业色彩和广告效应,等等。人民群众对电视文化不断增长的需求,与电视节目数量少、质量差、格调低的矛盾,在新的形势下仍然存在。中国电视业现存的规模数量型和粗放型特点,决定了距优质高效和集约型的有序发展目标还相距甚远,决定了电视文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决定了电视对大众文化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中国的电视资源养不起也养不好现有的这几千家电视台。因此,要从制度上筑起警惕和反对电视文化商业化的堤坝,就必须切实减少中国电视台的数量,把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小电视台坚决清除出电视序列。 就中国电视走向国际市场而言,那种认为电视的商业化程度愈高愈是与国际接轨的看法是片面和有害的。中国电视界的新派人物杨澜的这样一番话颇给人以启发:“到底是不是做文化就一定得在商业上失败?为做文化就非要献身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后来多走了几个国家我却意外发现,事情并不都像我在国内讲的那么悲观,国外恰恰就有很多既做高品味电视文化,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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