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的替代关系（联想关系）。这两个层面相互联系，以至于组合只有通过连续唤起联想层面以外的新要素才能“前行”。[7] 以上是从语汇和语句构成的纯粹性上分析的。实际上语汇和语句在不同的语境下（说法）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或者说，不同的语境对语汇和语句的构成是有限制的。作为表达意义的符号，在其选择和组合方面也依照此规则。 例如天安门、人民广场、英雄纪念碑、鲜花等图像在国庆五十周年的文本中被选择和组合起来，这是符合言说国庆事件的既成规则的。如果打破这个规则，做另外的选择，那就会离开“国庆盛典”这个文本。尽管联想是个人化的，但由于组合的规则性，联想必须随时响应组合的召唤——文本整体意义的诉求目标。选择的“潜在的替代关系（联想关系）”又是在组合的原则中产生的。 从文化的角度解释选择与组合原则，我们看到文化是一切选择和组合的基础。以用国旗做面料的时装表演为例。一面由某国国旗制作的时装在设计师那里是他无数个创意作品之一，它表达个人的设计理念。而这面国旗穿在哪个国家的模特身上，在哪个国家表演，产生的效果会有差别。如果拥有这面国旗的国家历史上曾经侵略过另一个国家，另一国家的模特穿这件时装在自己的国家表演，就会伤害本国观众的感情。如果忽略了文化背景，也就是忽略了观看者共同的历史意识，引发的效果会使创意者始料不及。时装表演作为完整的言说，其意义是表演行为和观看行为共同构成的。这个例子说明，不论是在选择层面，还是组合层面，都是一种规则下的“游戏”，纯粹的符号能指会置入被认可的所指。如果不被认可，整个文本的意义会被否定。 五 视觉图像符号愈接近我们的文化特色，它被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强。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真实的（不论是图像，还是实况音响），我们愈容易接受。电视作为一种媒介，特别适合将特定的图像加以普遍化，赋予其文化界定的意义，转化成内涵性更为广泛的符号。如，当七八个身着民族服装的青年男女出现在屏幕上（同时响起《爱我中华》的歌曲）时，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和性格特点，但是，我们在观看这幅图像时，他们已经失去了特定性，成为概念化的象征—中华民族大团结。 需要强调的是符号的组合是在双重的成规下进行的，即符号系统的规则和操作符号的人的文化背景。符号约定俗成的作用，确定了特定文化社会特有的风貌，反过来说，特定文化社会也是符号约定俗成的前提。如，一个表现两个儿童手拉手、蹦蹦跳跳放学回家的画面，可以与红绿灯交通标志组合，它代表的意义是：放学后儿童要注意交通安全；当它与一片艳丽的鲜花放在一起时，它代表的意义是：儿童的生活如鲜花般灿烂。如画面上出现一个人当众在餐桌上切割整头小乳猪时，会被现代人视为残忍行为。而在中世纪，餐桌上摆放整体的家禽并当众表现切割技术却会被视为上层社会的一种文化修养。当画面出现驯兽人将活牲畜放进狮子笼以供狮子撕咬时，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会提出强烈的抗议。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明文禁止此行为。但是，当我们在动物世界中看到金钱豹追杀羚羊和其它的动物时，却不会提出抗议来，因为我们对其意义的理解是：动物世界有它自己的生态平衡办法。这些歧异的产生不在于能指的变化，它由符号所在的、被文本规定了的位置决定。 注释： [1] 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页429 [2] 西湖白堤北面第一座桥，传说中白娘子与许仙相会之地。——本文作者注 [3] 参考补药“脑白金”的广告语：今年不送礼，送礼只送脑白金 [4] （法）费斯克着，郑明椿译，《解读电视》，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96年 [5] 此处用“聚合”一词是为了与被广泛使用的“组合”一词相对应。——本文作者注 [6] （法）罗兰·巴特着，王东亮译，《符号学原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年6月，页53-55 [7] 罗兰·巴特着，《符号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6月，页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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