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传媒视为有一定价值倾向的中介,因而视野广阔,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辨色彩。由于这个学派分散和个性化较强,观点带有较多的个人生活背景和书斋研究的特征。 这个学派的理论是颇为深刻和犀利的,它给人带来的启发也是多方面的,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某种弊病,也不是为了纠正传播结构,而是进而怀疑现存秩序下人们所理解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全然不相信社会由以建立起来并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其次,他们无视大众传播在技术和形态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较少对传播的新环境做出新的有力论证。第三,他们的批判本身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例如他们关于传播符号意识形态属性普遍性的结论;在如何看待传播技术上,忽略甚至是故意忽视技术的发展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简单的三派比较分析 如果比较这三个学派,那么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着眼于“符号-认识-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关注传播制度、传媒意识形态性,以及传媒对人的异化和控制。经验-功能学派着眼于既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关注发现能够切实解决具体传播问题的方法,或能够对传播现象加以科学解释的规律。技术控制论学派,着眼于媒介机器与人的交流设计,关注不同媒介之间对社会影响的比较和新媒介对社会影响的前瞻研究。 为了简明起见,现在将胡翼青的一个表格[18]略做改动,将三个学派的特点简单表述如下: 学派理论基础研究核心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立场经验-功能学派实证主义传播效果经验主义微观保守技术控制论学派技术主义传播技术与社会文献与思辨宏观激进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批判哲学传播与社会哲学思辨宏观激进传播科技发展的当今,传播学的三大方法论学派已经开始交融,出现了后实证主义、解构主义、新传播效果理论等等融合各种研究方法的研究;“软媒介决定论”出现本身,也在说明技术控制论学派在变化,不再是以前了。传播学需要跟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更新,充分体现当代社会的信息性特征。因为今天的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传播媒介包围的环境中,需要寻找一种认识框架来界定人与人之间、人与传媒之间的关系,传播关系成为社会关系,成为人们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方式,甚至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 我们在五官所及的空间,生活在较为实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小;而在五官难以直接触及的广大领域,从看不到的地平线之外到整个地球,我们其实生活在传媒为我们设定的世界。于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传播被划分为信息发送者、中介、信息接受者三个环节。传播学主要研究的就是实在的世界和传媒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技术中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传播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其中有可能存在传播的中介被利用来操纵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所有现存的社会结构,都会致力于维护社会行动者的信息贫乏和无知,或通过媒介的异化来维护社会稳定。对此,我们应有所警觉。面对这种情形,三个方法论学派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充分阐释如此丰富和复杂的传播现象,需要在方法论上相互补充,因为组合的整体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之和。 注释: [1]李普曼《公众舆论》,第35、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2]A.Mattelart: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Biddies Ltd 1998,P3. [3]博伊德-巴雷特、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第89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 [4]陈卫星《传播的观念》第6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罗杰斯《传播学史》第44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6]维纳《人有人的用处》第8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中文版。 [7]维纳《人有人的用处》第9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中文版。 [8] A.Mattelart: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Biddies Ltd 1998,P50. [9]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6页,三联书店1998年中文版。 [10]伊<英>尼斯《传播的偏向》第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11]莱<利>文森《数字麦克卢汉》第28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 [12]埃·麦克卢汉、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第39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 [13]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第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14]利文森《软边缘》第2-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15]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第24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 [16] A.Mattelart: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Biddies Ltd 1998,P59. [17]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第134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18]参见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第183页,首都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 上一页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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