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六倍；日方损失情况是实际情况的五分之一；商船损失的情况是实际情况的十六分之一。 关于“言论自由”，几乎成为一个反面的概念，最多在顺从方向的角度偶然被提到。例如1944年7月一次有记者参加的大政翼赞会的座谈会上，一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完全被否定了，这确实不是一种激发人们斗志的好办法。”[5] 其实，限定范围的言论自由并不是自由，最终只能导致否定这种自由本身。 正是由于日本的媒介忠诚于军国主义已经成为常规，一旦天皇宣布战败，它们便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每日新闻》发表文章说：“这对最终解救日本是大有好处的。”《朝日新闻》说：“过去的态度使我们几乎一无所获而损失惨重。”《读卖新闻》说：“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的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广播中则一再强调“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醒”，“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们”。[6] 显然，媒体主持者考虑的只是日本民族的荣誉和未来发展，对于军国主义本身的反省是很有限的。 战后联合国军（主要是美军）1946－1952年组织清算日本传媒的法西斯主义，最初进行得较好，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要借助日本的力量参与战争，对日本传媒法西斯分子的清算转而变成了“清共”，因而日本传媒对法西斯主义的清算和自由主义改造是不彻底的。 注释： [1] 内川芳美、新井直之《日本新闻事业史》第3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 [2] 山本文雄等编《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第84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文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655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 [4] 内川芳美、新井直之《日本新闻事业史》第51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 [5] 本迪尼克特《菊与刀》第24－25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中文版。 [6] 本迪尼克特《菊与刀》第210－211、118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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