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种法西斯暴力也降临到一些主要媒体和其工作人员身上。例如，1934年3月《时事新报》一位记者被法西斯暴徒刺杀，同年4月《朝日新闻》编辑总务被刺重伤，1935年2月《读卖新闻》社长被刺受伤，1936年2月《朝日新闻》社遭暴徒袭击等等，当事的媒体不敢言，其他多数媒体对此也保持沉默。并非这些受害者不赞成军国主义，只是极端派认为他们做得不彻底。 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可视为一个转折点，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媒体持反对意见。这个时期媒体对军部的批评，并不是在发动侵略战争方面，而是策略上的相对温和与极端激进的分歧。 日本军部自九·一八事变后，一步一步将日本的各种新闻媒体牢牢地绑在了侵略战争的战车上。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对于防止法西斯主义新闻政策的卷土重来，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日本政府和军部采取的一系列媒体法西斯化的措施 １，大规模的思想和人员整肃 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对各种出版物（包括报刊）实行空前严厉的检查和取缔，仅当年就有5000起，而平常年这类事件一般为几十起。其中真正直言反对战争的极少，主要是禁止那些可能不利于军部直接统制的新闻报道和言论。1932-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文化人多达3.4万人，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抓了1400多人。军部对已经相当支持战争的媒体仍旧不放心，要求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国策”与“国论”必须完全一致，国论与国策保持距离也不被允许。陆军省的新闻负责人本间雅春发表谈话：“国策与国论毫不相干的时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近年来，舆论虽然不断增长着可贵的力量，但还没有像日中事变这样发挥过威力。一旦我们的报道机关阐明正义观念、统一国内舆论、指出前进方向，使国民紧密团结、燃烧起火一般的爱国热情，即使以整个世界为敌也毫不畏惧，那就是为国家立了大功，无论谁在它面前都不能不脱帽致敬。”[4] 这基本反映了军部后来进一步钳制媒介的立场和出发点。 ２，国体明征运动和精神统制 为了使舆论进一步法西斯化，日本政府1935年发起“国体明征运动”，“明征”即“明确”之意，目的是彻底消除明治维新时期传入的自由民主思想，完全回归到神权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国权论”。在这一运动下，教育和国民教化再次被“刷新”，反对偏重智育，禁止高级享乐，电影中只有行军、射击、高呼万岁的镜头，连一些一向被看作是吹捧天皇制的书籍，也由于军方极端派认为不够彻底，以破坏国体观念、提倡多元化、主张思想自由等罪名，将当事的教授们赶出大学。接着，1938年发动“国家总动员运动”，全面实行经济统制、国民统制和精神统制。政党被完全禁止，议员不属于政党，而被纳入“大政翼赞会”会议局领导。该会对所有的施政演说、军事战况报告、致出征将士的感谢决议和答前线电，都以热烈掌声通过。原有的各种社会团体解散，按职业、年龄、性别分别被纳入官方直接控制的全国性单一社团，如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日本文学报国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等等。高压政策还蔓延到宗教，许多宗教，包括基督教受到迫害，数千人被捕。在这种精神统制下，对新闻传播一步进一步的控制，更是无以复加。 ３，情报局对新闻传播的法西斯统制 早在1932年，为控制舆论就成立了尚没有列入编制的情报委员会，由外务、陆军、文部、内务、邮政等省派出委员和干事，统一协调对舆论的控制。1937年该机构列入编制，名为内阁情报部，直属首相。1940年，内阁各省和军队各兵种的情报部门合并为统一的新设“情报局”，对所有涉及传播的载体，包括报刊、广播、通讯社、电话、电影、戏剧、曲艺、绘画、唱片等等实行直接控制。该局成立之后，立即向各出版单位发出了一大批被禁止写作的人员名单。情报委员会时期，各主要媒体的领导人尚作为委员，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现役军人在情报局的各级领导岗位占了多一半。战争失败前夕，政府指定成立的新闻界自主统制的御用团体“日本新闻会”也被解散，改由情报局直接向报刊发出具体指令。这个机构凌驾于与传播业相关的各个部门之上，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钳制舆论的法规，例如取缔危险文件法、思想犯监护法、报纸等揭载限制令、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临时取缔法，以及广播、电影方面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和“纲要”。至此，日本法西斯从思想到体制，编织了一张完全笼罩新闻传播的庞大而严密的罗网。 ４，国家直接管制广播业 日本1925年3-6月间分别成立了民间社团法人的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广播电台。然而在第二年，政府就发出指示将三家广播电台合并为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垄断广播业的“日本广播协会”。政府对所有消息和演讲，以及讲演人选都进行严格审查。九·一八事变中，广播煽动战争的作用远比报纸广泛，极大地刺激了收音机销售。1934年，为强化对广播的控制，进行了一次广播协会的改组，邮政省的无线电科、内务省保警局和文教省社会教育局负责人均参加进来，现役军人主持的煽动战争和进行法西斯教育的节目越来越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播中越来越多的是首相、军界和其他官界首脑的鼓动演讲，以及经过特别甄别的御用民间知名人士的讲话，主题均为“作为大东亚指导者的日本”、“美国侵略东亚史”等等。为了防止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1942年起，甚至连外来词汇都不准使用，例如“播音员”改为“放送员”、“消息”改为“报道”，同时开列了禁止播送的1000首外国歌曲的单子。 ５，合并通讯社，全面控制报刊的新闻源 通讯社是所有媒体的主要新闻源，集中力量控制了通讯社，一定程度上也就控制了报刊、广播。战争爆发时日本的通讯社多达200家以上。为了强化对新闻传播的控制，日本政府于1936年11月合并两个最大的通讯社，建立同盟通讯社。该社实际上完全由军部控制，其他通讯社以加盟的形式归到该社名下（当时共189家），凡新闻传播之电报，不论发稿还是受稿，只授权与该社。同盟社还直接负责对外国际广播，从成立的当年起，使用英、法、德、西、汉语对欧洲、北美、亚太地区广播，随后扩大到使用24种语言全天候广播，积极参与法西斯轴心国与同盟国的电波战，其宣传的广度和强度毫不逊色于德国法西斯。 ６，报刊大合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五天，政府即颁布新闻事业令，宣布首相和内阁有权对新闻业的合并经营、转让和废止作出决定，违抗者将进行处置。为了便于更好地实行控制，除了几家全国性和区域报纸外，其他一律按照一县一报的原则实行合并。几个月内，日本全国只剩下53家报社（57家日报）。而1937年七·七事变时，日本全国有日报848家。 杂志也没逃过大合并的命运。九·一八事变后，遭到查禁的杂志每年都有几十种。仅1939年，日本全国的杂志被禁止出版的就有4000种（包括警视厅管辖的500种）。再经1941年和1942年的两次整顿与合并，原来数千种杂志剩下996种，综合性杂志只保留了3种、时事性杂志只保留了7种。1944年又迫使最大的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时事性杂志《改造》停刊。 五、日本新闻界为什么追随法西斯 明治时代初期，日本的媒介为自由民权运动的传播作出过贡献，但几经“欧化”与“国权论”的较量，后者渐占上风，日本特有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在传媒居完全的主导地位。明治时代末期起，日本的媒体追随国权论，在煽动战争方面一向是积极主动的。一些主流媒体对军部的一些具体做法有些微词，然而战争一旦打响，国权论勃发，依然追随其后，反对意见只是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提出一些对过分极端做法的意见。当这类意见也遭到镇压之时，只剩下服从和积极配合了。太平洋战争期间，新闻虚假到这样的程度：日方战果的报道是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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