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上的弱势地位 [23]。 2005年出现了较多的关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文章。理论落后于实践、轻视新闻伦理学习以及知识面狭窄等问题，成为近年来急速膨胀的新闻院系必须正视的“瓶颈”。年内还有不少研究者潜心分析了境外的新闻教育模式，以期能给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走向带来一点启示 [24]。 10、新媒介研究：从分类到集聚 近年来新媒介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学术界使用新名词的速度。2004年还风光无限的“第五媒体”转眼间成了“过气明星”，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和手机报等“新贵”。随着各种媒介之间的技术界限被打破，媒介融合式发展的速度数倍于从前的替代式发展，让习惯于对每一种媒介的传播特性进行分类研究的学术界有些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重要的不是给新的媒介形态贴标签，而是讨论新的传播形式对人类原有的交往关系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有研究者分析了互联网上不同的沟通方式，指出电子邮件和ICQ偏重于个人性，BBS偏重于公开性，而现在流行的“博客”（Blog）则是这两者的结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比较理想的“公共领域” [25]。一位研究者分析了网上一个著名的民间论坛“肝胆相照”，认为它通过特定符号建构起来的网上家园，确实给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创造了一个平等、亲切和友爱的人际交往空间。尽管还有诸多局限，但对在冷酷的现实世界中饱受歧视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们来说，这个虚拟而温暖的网络空间已经显得格外珍贵了 [26]。 小结：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纵观2005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深入的学术交流和碰撞不多，但对一些学术问题的局部回应可以不时看到；大部分文章仍只是在陈述事实和“回顾”观点，但运用科学方法提出有力论据的论文比往年有所增多。这年的研究话题较往年相对集中，更加注重引证规范。这年内，不少研究者还对当前制约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存在的“钱稿交易”现象、国内发表新闻传播学术论文的门槛过低、研究体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了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不够规范，而规范的研究、共同的学术话语则是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对话的前提 [27]。 注释： [1] 陈力丹：《论传媒与构建和谐社会》，《电视研究》，2005年第6期；符建湘、周宇：《建设和谐社会的媒介责任及其效能解读》，《新闻界》，2005年第4期 [2] 丁柏铨：《理性认识传媒处理社会不和谐问题上的误区》，《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6期；李双龙、王婷婷：《信息传播与构建和谐社会——评述2005中国传播学论坛的几个热点话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3期 [3] 钟继红：《付费采访的是非曲直》，《传媒观察》，2005年第8期；范明献：《付费采访的是与非》，《新闻界》，2005年第2期 [4] 吴新文：《超越道德苛求与道德放纵——由“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说开去》，《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陈力丹、胡森林：《记者职业行为的边界何在？——“抓拍骑车人摔倒”事件引发的思考》，《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 [5] 本刊记者：《新闻界有太多见义勇为的热血记者——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座谈会综述》，《中国记者》，2005年第7期 [6] 吴非、胡逢瑛：《美国政府与记者对消息来源保密权利之争——以“深喉”及“特工门”事件为例》，《新闻记者》，2005年第8期；费扬生：《隐匿权·新闻真实·审判公正》，《当代传播》，2005年第6期 [7] 林爱珺：《新闻传播中的隐私权保护问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8] 丹尼尔·西蒙斯：《对言论自由的可允许限制》，《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4期 [9] 刘建明：《关于公众知情权的深度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0] 刘阳：《电视娱乐节目媚俗化现象探因》，《当代传播》，2005年第5期；贾秀清：《“娱乐”:从功能到本体——电视节目类型构成要素分析》，《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11] 李晓云：《被娱乐的大多数》，《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2] 吴瑛：《危机传播需要的是什么？——对比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陷”事件的处理》，《新闻记者》，2005年第9期 [13] 陈俊妮：《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6期 [14] 清华大学政府发言人制度课题组：《新闻发布与新闻执政的紧迫性》，《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15] 胡华涛：《新闻发布制度化构建种的立法问题——中西新闻公开立法原则精神的对比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6] 李永刚：《政府形象建设的政治学思考》，智识学术网2005年5月24日；刘小燕：《政府形象传播系统结构解析》，《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7] 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8] 张洪忠：《“刻度”和“阀门”：公信力对不同类型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新闻记者》，2005年第12期 [19] 云德：《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王辰瑶：《论印度电视体制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5期 [20] 汪明香：《从“文化帝国主义”到“跨文化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1] 霍志坚、夏盼：《广告跨国传播中的文化对话与冲突》，《当代传播》，2005年第4期 [22] 李秀云：《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思想萌芽的阐发》，《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23] 李苓、李红涛：《媒介素养：考察农民与媒体关系的一种视野》，《新闻界》，2005年第3期；林晓华：《论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教育》，《新闻界》，2005年第3期 [24] 李双龙：《中国传播教育如何发展——境外传播教育模式的启示》，《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 [25] 庞大力：《传播学角度的博客研究》，《当代传播》，2005年第2期；郑达威：《信源扩张与网络公共领域现状》，《当代传播》，2005年第3期 [26] 陈红梅：《网络传播与社会困难群体——“肝胆相照”个案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2期 [27] 郝俊慧：《“钱稿交易”的背后——新闻传播学科专业期刊境况探究》，《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金兼斌、王珊珊：《全球化与本土化夹缝中的生存——对“海归”传播者研究状态的一次探索性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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