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震荡；而在社会稳定发展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成熟期，由于法制体系相对健全，许多国家则主要采取法律手段规范媒体的行为，或者通过经济手段间接地影响媒体运作。按照“传播控制的相对论模式”，这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和自我调节的过程。 四、传播控制的“最佳”原则 在“传播控制的相对论模式”中，我们从世界各国的传播控制状态中抽象出“强”与“弱”两个极限，同时设定若干变量，以说明各国政府传播控制的“强”与“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这些变量的变化在两极之间进行着某种变动与调整。从理论上说，这些变量的设定（如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开放程度、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等）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主观色彩。据此人们可能会问：政府在进行传播控制“强”与“弱”的决策时到底以什么为依据，有没有客观的标准？我们说，客观标准是有的，各国政府正是在向这个客观标准迈进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控制行为，进行策略上的调整。这个标准就是所谓的最佳标准（或最佳目标）。 关于这个“最佳标准”，需要作几点说明： 首先，如同理论与实践有距离、理想与现实有距离一样，学者的“最佳目标”与政府的“最佳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致的。学者在理论层面上构建的目标往往是理想化的目标，是抽象掉了具体条件的模式与模型；政府也有自己的“最佳目标”，这个目标则因更多地考虑到实施过程和执政成本等方面的因素而与学者目标具有一定的差异。学者以其设定的目标衡量政府，不断地对政府进行批评、谴责，呼吁政府改变现状；政府则在与学者的磨合中，在希望达成“最佳目标”的努力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双方形成了非合作的博弈关系。在博弈的过程中，政府越来越接近“最佳目标”（虽然不可能完全达到），学者也在对政府的批评中调整自己的理论构想和提出新的目标。国家越是开放，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越高，政府与学者的这种互动就越频繁。这就告诉我们，在一个国家中，学者对政府的批评和政府政策的相机调整，是正常的事情，它并不意味着政府出现了更多的问题，而恰恰说明政府正在向着“最佳目标”（也就是最适宜目标）前进，同时也说明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的提高。 第二，由于国情和具体情况不同，每个国家“最佳目标”的设定是不同的。比如同样是进行国际领域的传播，同样是要树立或修复国家形象，提高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目标诉求是有所区别的。美国的“最佳目标”是将自己的物质、文化产品连同价值体系输入到更多的国家，最大限度地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果；俄罗斯的“最佳目标”是强化国家权力，恢复昔日的大国（超级大国）地位；中国的“最佳目标”则是全面展示和平崛起、和谐发展的国家形象，消除外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认识。由此可见，每个国家的“最佳目标”都有其质的规定性，正是这种质的规定性决定了一国采取什么样的传播控制手段与方法。第三，由于客观事物处于不间断的变动与发展中，一个国家此时的“最佳目标”与彼时的“最佳目标”很可能是不一致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非正常状态下不能以和平发展时期的目标为“最佳”，反之亦然。这也是一种质的规定性，它决定着一国在何时采取何种控制手段与方法。“9.11”之后美国成立“全球宣传办公室”，车臣战争期间俄罗斯成立临时新闻中心和车臣冲突新闻与分析委员会，“非典”后期我国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强调卫生部……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通报和信息发布工作），就是由此决定的。如果非正常时期采取和平时期的传播控制方法，或者和平时期采取非正常时期的传播控制手段，就会出现问题，甚至会使国家陷入混乱状态。 总之，“最佳目标”就是“最适宜目标”，“最佳”原则就是最适宜原则。 注释： 1、谢金文编译：《海湾战争与美国新闻媒介的倾向性》，《国际新闻界》１９９７年６月。 2、吴文虎主编：《传播学概论》第14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 3、吴文虎主编：《传播学概论》第14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 4、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第13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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