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和负面影响也远未消除，但是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在引导国内舆论、形成统一的对外传播口径方面，政府可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我国政府一向重视对出境信息的把关控制，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强调“内外有别”的原则，我们在内部舆论和出境信息的协调控制方面缺乏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特别是互联网逐渐普及以后，“内”与“外”的界限已经变得日益模糊。国内的信息（包括形成的舆论）很快就能传到国外，引起相关方面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内的舆论与政府表态不一致，或出现相悖的情形，就会对国家的外交努力与外交政策产生负面影响。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外交部新闻司设立了“公众外交处”，以期通过对国内民众舆论的引导与协调，达到最佳的外交效果。当然，由于内部传播和出境信息传播面对的受众不同，内和外还是“有别”的，但是这种“有别”不应当体现在内、外立场和态度的差异上，而应当更多地体现在出境信息形式的变通和技巧的运用上，所谓一个方针，两种方式。 二、出境信息的控制模式 如前所述，对于出境信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不予控制，只不过由于国体、政体的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每个国家施控的程度有所区别而已。关于不同国家的传播控制类型，《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作了概括性的归纳。所谓报刊的四种理论，即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实际上是指大众传播的四种控制观念及其与之相应的四种控制模式。虽然它基本上囊括了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控制模式，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且不论该书反映出的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色彩，“四种理论”（或模式）本身也带有某种绝对化的意味。仿佛一些国家的传播控制是不控制、弱控制或者有限控制，而另一些国家的传播控制是强控制和无限控制，这是必然的和不可改变的。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国家传播控制的强与弱，不但取决于它的社会制度，还取决于其他种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传播资源的占有量以及国家在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等等。伴随这些变量的变化，国家的传播控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在建国初期或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当国力尚不足以应对外来威胁时，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许多国家都会采取强行控制的传播策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传播资源占有量的增加，国家的传播控制就会发生变化，由强控制变为次强控制或弱控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例都说明了这一点。相反，在一些已经实行弱控制或者有限控制的国家，出于国家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其控制有时也会发生由“弱”到“强”的转化。美国海湾战争期间和“9.11”以后传播控制的强化，就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世界各国传播控制的强与弱不是静止的，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处于不断的变化、调整之中。 有鉴于此，我们依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借鉴物理学中狭义相对论有关物理过程所经历的时间、物体长度与运动速度之关系的论述，提出“传播控制的相对论模式”。这个模式不以传播控制类型框定国家，也不以国家所属的控制类型论短长，而是从世界各国传播控制的程度中抽象出“强”与“弱”两个极限，同时引入时间概念和相关变量（除了上述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等变量外，国家的“特殊时期”还可具体分解为社会转型期，战争、灾害、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等非正常状态），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相关因素的改变，一国的传播控制状况在两极之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传播控制的相对论模式”是一种动态的模式，它不但可以对所有国家传播控制的历史与现状做出合理的解释，同时有助于人们摆脱冷战思维定式，客观地看待各国传播管理体制的调整与变化，探寻其普遍性的规律。俄罗斯传播控制的调整与变化，就是对“传播控制的相对论模式”最好的诠释。 我们知道，1985年是苏联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氏上台前，苏联处在一个长期的停滞时期。特别是70年代以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经济开始滑坡，国内长期潜伏着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机构臃肿、腐败滋生、因循守旧、纪律松弛等。受这一时期大环境的影响，苏联报刊也逐渐失去了活力，内容雷同，千篇一律。当时中央级报纸如《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消息报》（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等大量刊登会议文件、领导人讲话以及各种说教性的内容。人们对这两大报纸很不满意，戏称“《真理报》上没真理，《消息报》上没消息”。 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苏共即提出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同时提出“进一步民主化”、“扩大公开性”的主张，并且对媒体寄予厚望。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从1985年底到1986年初，苏联媒体在宣传方针和报道内容上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开始大张旗鼓地披露和抨击社会中的阴暗面。一些媒体从批评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纲领发展到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从批评个别领导人发展到直接攻击列宁、斯大林。面对媒体披露的大量问题，苏联民众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了——旧有的东西被打碎，新的东西又没有建立起来，于是出现了信仰真空，失去了精神支柱。加上这一时期苏联在经济上实行“休克疗法”，由于最初的调整不力使得经济迅速下滑，造成商品短缺、物资匮乏。苏联人民由此陷入精神、物质的双重困境中。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为使国家摆脱危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总统权力。该委员会行事仅三天，便告失败。“8.19事件”后，当时已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1991年6月由俄罗斯全民投票选出）下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停办共产党的报刊，并宣布将俄罗斯领土上几百家共产党的印刷厂、出版社收归国有。紧接着，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共解体后不久，苏联解体。 俄罗斯独立兴邦以后，其领导层就出现分化，形成相互对峙的两大权力中心——总统和议会。1992年至1993年间，二者的矛盾不断升级，进入胶着状态。1994年年底，叶利钦下令出兵攻打车臣，俄议会内部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都反对这一决定，反对的呼声伴随战争进程持续了两年之久。出于维护总统权威的需要，这一时期叶利钦采取了言论紧缩的政策，将反对派媒体的言论控制在最低限度。1996年叶利钦谋求连任总统，但是大选前的民意测验表明，叶利钦不占优势。当时国内的媒体寡头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等“两肋插刀”，为叶利钦提供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以及舆论支持，使叶利钦最终坐稳了总统宝座。作为回报，叶利钦向媒体寡头大幅度让利，使其势力逐渐渗透到国家决策层，最终导致失控的局面。叶利钦执政后期，俄罗斯新闻业总体上处在一种放任且放肆的状态：政府发布的任何一项政策措施以至法律文件，都会受到媒体，尤其是寡头控制的媒体紧随其后的攻击、谩骂。在一阵阵叫骂的声浪中，政府权威扫地。 2000年普京上台。他上台以后着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收复失去的舆论阵地，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他的“收复”行动分两步走：先是通过法律手段迫使寡头媒体从媒体领域，特别是影响重大的广播电视领域退位，以削弱其势力；其次，收回叶利钦于“8.19事件”后给予国外媒体的特权，规定在俄罗斯的传媒机构中，外资不得超过50%。总之，2000年至今，普京分步骤整治媒体市场，使反对派的舆论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他同时利用总统权力，在政策上向国家所属的媒体倾斜，收复了大片失地。他的连选连任，说明俄罗斯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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