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它并不将民主自身看作是一种目的，而是把它看作是维护政治稳定及个人权利的一种最佳公共制度安排，特别是所有权、缔约和交换的个人经济权利。尽管市场自由主义派经常采取平民立场，但他们对私人消费——而不是公共美德——的强调与精英主义的民主观交织在一起。熊比特（Schumpeter）（1942，引文见Baker 2002,130）对这种观点的表述最为经典。按照这种观点，民主只是选举领导者的过程，公民的参与仅限于几年一次的投票选举——从本质上讲，就是让公民在政治市场中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该模式下的媒体和其他产业一样，最好不受政府控制，以便市场对消费者的取向做出反应。如果媒体有公共职能，那就是监督政府，因为政府被视为个人自由的最主要威胁。如果市场自由主义派，尤其是在美英，发现西方媒体有民主缺失的话，就会把它归咎于国家对媒体的干预（特别是公共广播），或者所谓媒体记者的左派偏见。 　　 市场自由主义和精英民主的观点已经在多层面上受到抨击，包括它对公民参与不恰当的悲观、对媒体和政府集中财富后超强权力的忽视。另一种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tic)的观点比较重视公民在公众评议中的参与价值，并号召媒体促进公共领域的建立——“在这种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可以进行信息和有关公共关心问题的观点的交换，从而形成民意”（Dahlgren 1995,7）。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的理想特征应当包括：不受支配的自由讨论、平等参与和基于公共原则——而非仅仅出于个人利益——的理性诉求。媒体的民主角色则应当是向各重要团体提供可表达并发展其利益的论坛，通过易于接近和包容各种观点来方便全社会达成政治共识，并把作为私人的个体以民意的形式构建为一个公共形体（Curran 1996,82-83; Baker 2001,129-53）。 　　 很多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public sphere liberals)发现当代欧洲及美国民主中的病态——日渐下降的选民投票率、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嘲讽、政治与公共议程之间的脱节、政治话语的琐碎化等等。不安的理论家们发现一部分原因出自政治环境，比如导致分歧的新问题、形象至上的政治竞选、选民对政党忠诚度下降等（Blumler和Gurevitch，1995，206）。但矛头同时也指向了媒体实践，程度稍逊的还有媒体结构。这些批评者称，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压力及市场再管制已经把新闻媒体推向了小报化和信息娱乐化。频道增多而引起的媒体受众分众化削弱了公共领域的一致性，并容易导致政治分化（Turow,1997）。新闻从业人员向政客的炒作顾问(spin-doctors)争取自主的努力迫使他们采取半敌对的立场，更多地关注政客的策略和丑闻而非实际的政策。尽管有学者批评这些“衰落的叙事”（Mcomair 2000，197；Norris 2000），它们已经引起了适度的改革新闻实践的努力。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就是一个例子，报纸尝试推动社区居民对公共事件的集体讨论，而不是只根据官方信息来源报道（Baker 2002,158-63；Hackett & Zhao, 1998）。虽然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关健的，新闻从业人员道德操守和新闻实践改革的意义和在职记者对变革的影响能力同样不容低估。 　　 尽管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常常赞成对新闻实践的这种改革，他们却并不质疑媒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结构，更不用说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提出疑问。与此相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radical democrats)对评价媒体表现提供了更充分的标准。如果说市场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强调对于政策的公众审议；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加上了第三个方面，即不仅把民主视为一套程序性的规则，还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培育个人与社会的发展性力量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前面Macpherson所提到过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是寻求重振代议制民主，还在于促进对政治、经济和市民社会决策更为直接的参与。激进民主主义者不仅倾向政治平等，还要求文化、社会、经济资源更合理的分配。他们认为，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里，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是敌对的；即使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与经济精英们也会与下层社会发生利益冲突。而且，他们对权力有整体上分析：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不能与在国家、经济、性别、种族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等级相脱离；确实，只要这些等级存在一日，公共领域中必然会有话语权的不平等分配。 　　 激进民主主义者支持其它模式倡导的媒体作为“政府监督者”和“公共领域”的角色，但同时他们也期待一种民主的媒体系统以抵制社会秩序中的不平等权力（McChesney1999, 288），并推动下层团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包括作为民主更新代理机构的改革性社会运动 (Angus, 2001)。 　　 在激进民主主义者看来，西方特别是美国这种商业化的、由企业支配的媒体系统，其政治经济的很多方面都有悖于民主平等及参与性的公民权利。无数结构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因素——媒体所有者的政治利益以及他们与商业精英的联系、高昂的行业进入成本、所有权集中化、商业媒体高度依赖瞄准富有消费者的广告收入、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媒体、一度互相独立的媒体产业的融合、媒体集团与政府之间密切关系的发展(尽管政府本来应当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对媒体进行管理)——都被认为对煤体内容的多元性和公众对媒体的平等接近有消极的影响，并潜在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层面。（Hackett和Zhao, 1998; McChesney1999）。随着大公司的力量和商业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对传播的控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O Siochru（2002）归纳出几个需要着重关注的相关问题：公共领域的扭曲和缩退、对消费主义孤注一掷的盲目宣扬、知识私有化和商业化所带来对“公共信息空间”的圈地、电子媒体对民权的侵蚀。 　　 媒介民主化的四次波浪 　　 既然民主的概念有这么多分歧，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又如此不平衡，所以将媒体民主化作为单一项目或运动来理解有困难也不足为奇。事实上，在过去的40年中，曾出现过几次媒体民主化浪潮，每一次在历史起源和思想资源上都不尽相同。 　　 上文提到的20世纪70至80年代出现的关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的争论是这些浪潮之一，它是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争取独立与发展的副产品。它表达了民主化过程中两个具有潜在矛盾的方面——后殖民国家在文化与传播上的主权（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概念，类似于Macpherson提出的第三世界追求发展的民主）和给予公民更多权利的参与式传播（这是一种更加类似于激进民主或“自下而上的民主化” 的传统）。推进NWICO浪潮的主要论坛是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里大国统治的现象由于一国一票制而有所改变。它最终的成果便是1980年的“麦克布莱德报告”（MacBride Report) 。Valle（1995，205-10）认为这一报告寻求的是五个全球性问题的答案： 　　 1）传播手段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存在巨大鸿沟，非工业化国家对于工业化国家在相关技术方面的严重依赖。 　　 2）信息商品化及其对以下诸方面的消极影响：公众对信息的普遍接触、媒体满足教育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大众对传播的实质性广泛参与、广告大力推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条件下的文化保护问题。 　 3）南北之间信息与媒体内容的巨大不平衡，以及这一不平衡因北方跨国媒体对南方报道中刻意忽略和错误描述而进一步加深。国际通讯社是当时注意的焦点，但这一争论也逐渐囊括了其他媒体形式中的不平衡，如跨边界数据流动和广告（MacBride 和Roach 1993，6）。 　　 4）外国干预和跨国公司对数据流动的控制对不同国家的信息传播主权所造成的威胁。 　　 5）发展草根和另类传播形式，用于大众教育、表达公众意愿或大众动员。 　　 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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