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亡》之后开始计划创作连续的家庭小说,是接受了左拉的影响,但巴金还动摇在安那其主义和骚动不安的故事写作之间,1931年大哥李尧枚的自杀深深震动了巴金,可能是巴金最后转向左拉的一个直接原因。在小说中完成对垂死制度下的大家族的控诉,于是巴金早期的安那其主义被纳入到家族的历史叙述中。
    巴金一开始没有移用左拉的客观叙述和科学性小说的研究方法,巴金反复陈述他的创作是对性格的刻画和关于生命搏斗的故事。
    在左拉的《萌芽》之前,法国已经出现写矿工的小说,然而左拉的《萌芽》是第一次伟大的成功。《萌芽》是一部戏剧性结构与诗的结构相结合的小说,爱情故事给悲惨动人的矿工生活与罢工斗争带来了一些浪漫情调,而矿区的氛围中有一种现代的神奇成分。更为壮阔的是对矿区封闭、阴郁、绝望的生活世界的描写及体现出的黑色小说式的窒息感与压迫感。巴金也创作出以矿工为题材的小说《砂丁》《雪》(《雪》的原名也是《萌芽》),然而巴金小说主要是揭露矿工的苦难、垂死的制度,表现安那其主义的民众形象。巴金在《砂丁》的“序”中写道:“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8〕这恰是安那其主义所聚焦的工人阶级解放问题。
    另一方面, 1929年《〈灭亡〉作者底自白》里巴金写道:“他(指杜大心,引者注)之所以为罗曼谛克的革命家,他之所以憎恶人类,一是由于他底环境,二是因为他底肺病。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不停地在发展的肺病。”〔9〕这隐约可见左拉的自然主义主张:生理学的分析和环境决定论。巴金在《砂丁》的“序”中写道:“这是我用另一种笔调写成的中篇小说”〔10〕,显然巴金暗示了对左拉自然主义方法的移用。巴金不动声色地接近左拉和自然主义,巴金在《雪》的“序”中强调了自己去煤矿作了调查,虽然后来巴金还是坦白说对矿工没有真实地了解。由于小说《砂丁》《雪》是对左拉作品的模仿,那种对立景象式的描写是显然的,巴金也像左拉一样对矿工充满同情。其实,巴金对左拉的接受是复杂的,巴金的选择和创作个性表明左拉的影响是有限的。
    四
罗曼·罗兰是巴金的另一个法国的文学老师。“五四”前后,中国期刊上出现了数量众多的罗曼·罗兰翻译批评,然而巴金在致法国学者明兴礼的书信中指出,“读罗曼·罗兰的作品,只是在去法国以后”〔11〕。巴金《死牢囚中的六年》引用了罗曼·罗兰;而后论法国大革命,巴金再次引用了罗曼·罗兰;为《激流三部曲》写作的“总序”,巴金又一次引用了罗曼·罗兰;《读书杂记》第一则提及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搏斗》。巴金指出他是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三部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大革命戏剧,巴金对罗曼·罗兰的阅读仅限于此?事实是,罗曼·罗兰于巴金在思想和文学方面有悬殊的距离。
    1920年代,中国普遍流行法国式观念:真善美,有趣的是,巴金放弃了“善”的观念,而是强调了生命,巴金执着地关注生命、表现生命、发现生命。这有罗曼·罗兰的启发吗?巴金承认罗曼·罗兰作品中的英雄主义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巴金的创作中并不太多表现出英雄主义,甚至巴金对英雄主义有独特的看法。在致明兴礼的书信中,巴金指出,“他(即罗曼·罗兰,引者注)使我更好好地明瞭贝多芬的‘由痛苦中得到快乐’。”“‘爱真,爱美,爱生命’。
    这是他教给我的。”〔12〕巴金在《激流》 “总序”写道:“生活并不是悲剧。它是一场‘搏斗’。
    我们生活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
    我认为他说得不错。”〔13〕罗曼·罗兰写过《爱与死的游戏》(LeJeu de l\'Amour etde laMort,巴金称之为《爱与死的搏斗》),其实罗曼·罗兰并不是写征服生命,而巴金却发现了罗曼·罗兰所创作的生命的模范和典型。换言之,罗曼·罗兰创作的贝多芬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巴金,使巴金摆脱忧郁和死亡的幻影,即要以生命征服一切。罗曼·罗兰比列夫·托尔斯泰有更可取的对生命对文明的积极态度,有搏斗不息的精神,显然巴金同情罗曼·罗兰的进步观念和积极态度。
    因为安那其主义也是主张进步和积极的理想主义观念。需要指出的是,巴金引用了罗曼·罗兰《七月十四日》中马拉的一段对白,它指示着巴金对罗曼·罗兰的一种理解方式。
    有趣的是,巴金在《一封公开的信———给钟时同志》里明确表示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与安那其主义有根本性的分歧。然而,罗曼·罗兰与巴金的安那其主义在法国大革命的观念上有暂时而表面的一致,罗曼·罗兰和巴金都表现出对理想主义的同情。
    罗曼·罗兰创作了诸如《七月十四日》《丹东》《群狼》《到来的时间》这样的革命戏剧,此外还创作过戏剧《罗伯斯庇尔》,罗曼·罗兰更多地关注时代精神和作历史反思,在革新的戏剧形式下,罗曼·罗兰表现了和平主义的关切和大革命的崇高的理想,表现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人格冲突,揭示更深的法国文明的痼疾。而巴金,他认识的法国大革命、丹东、罗伯斯庇尔,更多是安那其主义视角下的情景,巴金往往撇开历史维度的事件,染上浓重的主义与信仰的色彩,甚至对现代中国作出影射式批评。
    另外,巴金有几次论及法国思想家龚多塞;巴金还有些创作与法国有关,如短篇小说集《复仇》里的小说大多数以法国为背景,人物和叙述有模仿的痕迹。
    巴金阅读了一些法国文学作品,大多情形下,巴金并没有表现出文学学科的自觉、理论的探索,而是一种独立的发现式阅读。左拉的《萌芽》对巴金有着明显的亲和力,影响了巴金的一些小说的创作实践,罗曼·罗兰曾经启发和鼓舞了巴金的创作,尤其是罗曼·罗兰的革命戏剧对巴金认识法国大革命发挥了一些影响。然而,法国留学生活极大改变了创作思维,在开放的叙述结构中,巴金开始了一种新的家庭小说的创作模式。
    参考文献
〔1〕巴金.巴金全集·卷19〔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615.
〔2〕〔3〕〔5〕巴金.巴金全集·卷20〔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569, 562, 400.
〔4〕〔11〕〔12〕巴金.巴金全集·卷2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115-117.
〔6〕〔9〕巴金.巴金全集·卷1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288-289, 239.
〔7〕〔8〕〔10〕巴金.巴金全集·卷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97, 196, 195.
〔13〕巴金.巴金全集·卷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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