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兼顾程序的独立性价值。⒅这种理论在美学上可视为完美主义，因为它期望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整体的完美无缺的实现。但各国实践都表明，真正的完美无缺的实现司法公正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者如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注重实体结果的公正（或者说是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而牺牲某些个人权利，甚至漠视程序的权利；或者如英美法系国家一样首先强调当事人的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制定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类的严格程序，但也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实质的结果的公正。应该说，最初将司法公正分割成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从价值论或作用的角度上讲，程序公正着眼于限制可能产生的一切的权力或权利的恣意；而实体公正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是否存在恣意：合法的使用权力或者权利就不是恣意。从这个观点上讲，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永远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二者统一于对恣意的相同的否定性态度，矛盾却在于实体公正作为恣意的评判者，却以审判的结果在最后出现，而程序公正作为恣意的管理者却在管理着不知是否为恣意的东西——既可能正确地限制住将在最后被实体公正评价为恣意的东西，也有可能限制住在最后被实体公正评价为自由的行为。③而正因为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作为矛盾的统一体，才使司法公正永远的披上了一层面纱，使观察者无法完全看透。也正由于这样一种略带着人类无法解决的悲哀，才使司法公正作为司法工作人员的永远的价值追求而存在下去。
　　而作为对第二部分——论司法公正——的总结，本人想在这里强调的是：不论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矛盾有多大，二者仍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仍是评判司法是否公正的双重标准。
　　
　　三、    论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通过对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二者各自概念与价值的探讨，可以看出二者具有如下关系：检察监督作为一种程序性建议权，尽管只有启动程序的作用，而不能直接对司法活动进行实质的处置（即不能如审判权一样做出终结性的裁判），但反而从另一个方面而言检察监督是一种永远存在的主动性很强的权力，因为这样一种权力永远可以针对不合乎自己意见（主观上而言）、不符合实体公正或程序公正（客观上而言）的行为（包括程序性行为与结果性行为）进行制约，要求其调整、更改，甚至重新开始。而检察监督这种功效是实现完全的司法公正的最可靠的保障。因为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方面，而且由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不能相互制约或控制，即司法公正不能通过自身的内部协调达到平衡，故只有通过外部机制进行协调，而监察监督作为有效的外部机制也促使司法的全面公正的真正实现。这也是本人在文章第一部分结尾提出“检察监督权价值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一种全面的正义”的原因。
　　而基于上述这种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应然关系，结合我国国情，再反观我国目前检察制度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的检察监督的合理性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现行检察制度与中国法制传统相一致：中国历朝统治者均十分重视法律监督（由于在第一部分已做介绍，在此不在赘述），尤其重视监督官员的行为。第二，现行检察制度符合当代社会法治的要求：法治的基本要求就是法律具有最高性、可预见可信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过法治实现正义；法治不仅要求国家机构依法行使国家权力，更要求国家司法机构对所有国家机构的违法行为做出否定性评价，检察监督的职能之一就是负责监督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个人是否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并对这种行为提起诉讼程序，以期追究违法的机关、个人的相关责任，故而与法治精神相契合。第三，现行检察制度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违法乱纪、徇私舞弊，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非常需要检察监督部门的监督制约。⒆
　　尽管我国检察制度具有上述合理性，但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其仍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法律规定中的法律监督的涵义不明确，职责不具体。依据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机关是我国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其职责是保障国家宪法、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属于普遍意义上的法律监督职责，但从目前检察权的行使情况来看，只是限于审判监督与职务犯罪的监督。第二，立法不完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适用上的法律的可操作性——就目前来说，中国的检察权主要包括有自侦案件的侦查权、批准逮捕决定权、公诉权、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包括刑事、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及司法解释权等等。这些权力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检察权一点都不逊色，但在我国检察实践中，这些权力并未能得到切实有效的实行。例如对民事、行政审判监督，一般只限于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监督，形式上限于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如果抗诉成功，抗诉要求被审判机关采纳，这种监督就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即可能实现司法公正）；如果法院维持原判，不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这种监督就收效甚微。再例如刑事法律监督方面对于立案过程中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检察机关毫无办法，对于侦查机关的立而不侦、久侦不决、不依法侦查等行为常常束手无策。第三，检察权不能独立行使从而直接影响检察监督的正常实现。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检察权行政化、检察官公务员化倾向突出。检察权的行使本身应具有司法性，而司法的本质属性是要求司法人员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从而突出司法人员个人的权力发挥。这使得检察官相对独立的行使职权的客观要求与当前我国行政化过于浓厚的管理模式产生了较大的冲突。产生的结果是受管理的检察人员不能真正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对案件没有决定权，对案件有决定权的人却不是办案人，并且案件是否得到公正处理与责任者不相联系，直接影响了检察工作的高效进行。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也不能真正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尽管理论和立法上我国检察权是具有独立行使的可能性，但在当前体制下检察机关的工作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特别在地方上涉及当地一些重要利益或者重要领导的案件，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就极可能受到当地党政部门的干扰，此外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及少数腐败分子也对检察机关的独立行使检察权提出了挑战。〔20〕
　　而在上述制度缺陷之外，针对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检审一体模式，也存在以下缺陷。由于侦检审一体模式强调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这一方面最大限度的保障了打击犯罪的力度，而另一方面三机关配合制约产生的负效应也再所难免：第一，三机关相互配合制约的模式可能扭曲现行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应为诉审分离，诉辩对抗，审为中心，这样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民主权利和诉讼权利的有效实现。而侦检审三机关相互配合形成的公权力运行的线形关系，强化了国家职权，弱化了被告的能动性和合法权利。第二，三机关相互配合制约的模式可能模糊诉讼结构。首先，制约和配合的层次不同，制约不是配合的基础，配合也不是制约的前提，使得顾此失彼的情况屡有发生；其次，侦检、检审两阶段关系不同，侦检职能同一，相互配合可有效打击犯罪；，而法官作为审判者在审判过程中不应偏倚，而与公诉部门配合则与其中立地位冲突。第三，侦检审一体模式形成的线形结构也与公诉过程中侦为首先、检为主控、审为关键的三机关各自地位相冲突，易制约检审两机关职能的发挥。〔21〕
　　针对上述当前我国检察制度与模式的缺陷，为完善我国检察制度，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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