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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天津市公安局在和平体育馆举行了第12次局长接待日活动。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在听取群众反映时，对承办具体问题的民警发火：为什么非要等群众把问题反映到局长一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批评有些公安民警：面对老百姓的难处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是左推右挡的态度，缺乏最起码的责任心，缺乏对老百姓的真情实感。（据《中国青年报》）
　　应该说，一些本该一线民事就能解决的事情，偏要反映到局长一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现象，在不少的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当然，对于不同地方来说，原因不尽相同，但在笔者看来，无外乎或多或少存在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领导无小事，群众无大事。在一些民警眼里，只有领导而目无群众，领导能决定自己的福利、业绩乃至升迁，而群众是无法主宰其命运。所以，领导一个电话，他们可以不辞辛苦，而对群众的困难却可视而不见。这种心态下，要局长的批示乃至引起愤怒就不足为奇了。
　　二、办案与经济挂钩，办案围绕经济指标转。在一些地方，当地政府或公安机关本身给一线民警下经济指标，分配到所、分配到人，民警的工资、福利与罚款、追赃挂钩。民警忙于办那些能带来效益的案件，群众的鸡毛蒜皮小事当然不足挂齿。
　　三、一线办案干扰比较大，需要领导发话来压阵。许多案件看似简单，然而里面复杂的因素却很多，面对窘迫的办案环境，一线民警也无抵挡之力，只好能拖则拖，等到领导发话了，各种干扰便望而却步，民警自然对案件迎刃而解。
　　看来，一味地责怪民警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要真正地解决问题还需在制度建设上多下功夫。针对上述所讲的问题，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建立不仅看上而且还要看下的机制，民警的业绩乃至升迁不仅是由领导来决定，还要群众来评判，把群众是否满意作衡量民警工作好坏的指标，并真正让群众参与到决定民警升迁的体制内来。二是要像四川省、浙江省有关部门一样，取消所谓的罚款指标，不要让民警疲命于为经济发愁，把精力用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三是要建立说情的“防火墙”，不要让民警的肩膀担当过多的“不能承受之重”。让那么干扰者都暴露出来，让不能见人的东西见见阳光。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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