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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遗憾的法学问题
　　
　　律师与法官的关系究竟如何，似乎不是一个值得花费太多笔墨探究的问题，至少在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应当如此。因为在那里，就体制状况而言，司法独立已经不仅仅是学者的描述和人民的梦想，而是一种活生生现实；法官只可能由优秀的律师和杰出的法学家担任，著名的法学教授们恐怕不会去费力研究“复转军人进法院”一类的课题的[1]；法官与律师（检察官也是律师的一种）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已经形成或易于形成，相互之间的对话容易实现，虽然对于具体案件，由于各自的职责不同而使得各自的观点、结论未必一致、也没有必要强求一致，但至少不大可能出现法官对律师意见“不知所云”或律师面对法官，常有的那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尴尬；“法官之上无法官”，案件大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和证据规则，依据司法中立、诉讼亲历、诉讼效率的原理，有话当面说、有证庭上举、当庭可判决，什么“审判委员会”意见、院长意见、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座谈会纪要、电台报纸的“舆论”等等违背“司法独立”基本要求的意见或做法，不仅法官不会考虑，律师往往也是闻所未闻、甚至大可放心地“置若罔闻”。
　　
　　所以，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就因法官、律师与法律的简单关系——只服从法律——而凸现得十分简单：法官只服从法律、有权依法、独立、公正就案件本身进行裁判；律师只需在庭上对审案法官依法、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用怀疑法官听不懂或无权听取自己正确的观点，更不用担心法官听懂后也不敢支持，从而再去设法寻求庭长、院长、人大、政法委或新闻媒介对案件的干预，更不敢貌似恭敬而内心藐视法官，以为法官会贱到接受三瓜两枣小礼小贿的地步：主要原因倒不是一个“藐视法庭罪”警钟长鸣、让律师不敢放肆，而是律师实在没有什么理由看不起只可能由优秀、成功的律师和杰出的法学家担任的法官，更没有必要浪费自己比金钱还要重要的时间去逢迎法官。一句话，理想地说，律师与法官之间，就是一个对案件的“表达与判断”的简单关系，相互之间的关系不会非常复杂，也没有必要弄得很复杂。
　　
　　相反，在中国，由于体制、司法人员素质、诉讼模式、对实质正义的过分追求、诉讼文化等等“国情”差异，本来不应复杂的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关系也就因为律师、法官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的复杂而被扭曲、被异化、甚至是被设计得十分复杂。两者之间的关系，怎一句“表达与判断”了得！
　　
　　且不谈“大盖帽（指法官）、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摸摸肚皮还没饱，律师身上割一刀”；“（律师）一手扶着流氓（指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走、一手牵着法盲（指公检法，自然包括法官在内）走”；“妓女是嫖客带坏的，高官是夫人带坏的，法官是律师带坏的”；“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律师是被逼良为娼”；“庭上十分钟，庭下十年功，不如法官身上动一动”一类的民间怪谈，就是官方的文件——2004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法发（2004）9号]当中种种规定反映出来的法官与律师的失范程度之深都令人吃惊，不妨抄录并解读几条如下：
　　——法官办案难以独立，易受与律师关系及各种关系的影响（“法官应当严格依法办案，不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利用各种关系、以不正当方式对案件审判进行的干涉或者施加的影响”）；
　　——律师竞争不是靠法律水平，而是靠的与法官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足以干涉或影响案件的审判（“律师在代理案件之前及其代理过程中，不得向当事人宣称自己与受理案件法院的法官具有亲朋、同学、师生、曾经同事等关系，并不得利用这种关系或者以法律禁止的其他形式干涉或者影响案件的审判”）；
　　——法官和律师会面就有可能产生影响司法公正（“法官不得私自单方面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律师不得违反规定单方面会见法官”）；
　　——法官发生角色错位，有意无意充当了律师（“法官不得为当事人推荐、介绍律师作为其代理人、辩护人，或者暗示更换承办律师，或者为律师介绍代理、辩护等法律服务业务，并且不得违反规定向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提供咨询意见或者法律意见”）；
　　——法官向律师受贿索贿，甚至非常穷酸，连借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一类的小便宜都要贪图（“法官不得向当事人及其委托律师索取或者收取礼品、金钱、有价证券等；不得借婚丧喜庆事宜向律师索取或者收取礼品、礼金；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律师的宴请”；“法官不得要求或者暗示律师向当事人索取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庭审过程中，法官不尊重律师的执业权利，诉讼当事人的庭审意见法官未必认真听取；法官的“权威”也难以得到尊重（“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进行审判活动，尊重律师的执业权利，认真听取诉讼双方的意见”；“律师应当自觉遵守法庭规则，尊重法官权威”）。
　　由此可以看出，律师与法官关系的失范，不仅民间怪谈没有夸大，而且，按照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的说法，似乎已经到了足以影响司法公正、进而动摇国本（“依法治国”）的地步。对于这样的中国特色的“法学问题”，不该发生也好，令人遗憾也罢，自然因为“现实意义重大”而值得研究了。
　　
　　都是制度惹的祸：法官和律师关系失范分析
　　
　　初一看来，似乎两者关系的失范，不是律师的错，就是法官的错，要么是两者的错。既然两者都有错，或都可能犯错，于是，只要两者的主管部门——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一个文件，“加强管理”，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问题果真那么简单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直面中国司法权的运行现状，不能不直面中国法院现状，不能不直面中国法官群体和律师群体的现状。
　　
　　先看中国司法权的运行现状。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只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换言之，即便是制度设计上，也没有将司法权真正独立开来，党委可以领导司法，司法不能审查立法，并且落实到具体运行过程当中，司法权就更加难以独立，法官之上有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法院外面有党委、人大、检察、行政部门等等足以影响判案的力量存在，根据学者研究，我国司法不独立的现实是非常严峻的，司法权力地方化、行政干涉便利化、司法运作行政化、社会干扰普遍化非常严重[2]，在裁判案件的过程中，法官究竟有多少自主权，实在是一个很难确定的事情。
　　
　　如此，站在律师角度而言，不管法官是不是其心目当中外行的“复转军人”，或是内行的法官，作为社会的理性人，在诉讼博奕过程当中，面对如此众多的可以影响审判结果的权力资源，实在是“不用白不用，用了不白用”的事情。否则，一是对方可能利用这些资源而使案件的结果对已方当事人不公、大大影响自己的执业声誉；二是帮助承办法官顶住院内外可能甚至已经出现的非法干预（甚至有时就是以“人大个案监督”等“合法”形式出现的干预），达到“曲线救国”、回归公正的结果；三是面对精明但不公或昏庸而难公的法官，寻求院内外干预也不失为一种寻求案件公正结果的手段。
　　
　　其次，是看我国法院现状。表面上看来，我国法院数量众多、品种多样、秩序井然，足以担负化解纷争、回复秩序、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任。但是，除了司法并不独立以外，法院的管辖权并不完整，不仅违宪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无权置喙，就是正常的民事、行政审判、执行都不敢依法而为，如此产生的“司法不作为”现象又使得本来就不完整的管辖权更加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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