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和梭伦面临的问题有同有异，而他们在对问题之解决的策略上就必然会各有韬略，而其中有异曲同工之作，也有同曲异效之策。

　　所采策略的比较

　　两位改革者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下，都从经济、政治及社会诸多方面对当时各自国家进行继承、革新，以达到治国兴邦之效。两者相同之处就是都不约而同的以经济为首要方向，而且对原有法律在继承的基础之上予以修订，在人们如何进行政治生活也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各自国家在以后的措施中奠定基石。

　　但因形势及各自传统等不同，必然是的它们在具体措施方面有相当不同。

　　首先，因管子以辅政来实现其改革，那么其必须依靠其上的君王（桓公）之令才能使其策略得以贯彻，故他的法治思想必须与君王的意志寻求某种协调，因此没能形成系统的法典。而梭伦作为立法的首席执政官，则可以完成其系统的思想而颁成法典。当然梭伦也是在其执政期间逐步完善其法律。

　　第二，从经济方面来看，管子采取“相地而衰征。” “陵、阜、陆、墐、井、田、畴均。” “与民分货。” 等策略。并根据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而兴渔盐，设立盐、渔、铁官职加以管理，鼓励渔盐交易。

　　他主张的法令的制定必须适应民众好财争利的习性，将法规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以适应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即“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 .而且管子还认为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性的追求，还是人们遵守礼仪法度的前提。即著名的语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梭伦则基于经济考虑，立法的第一步就是颁布“解负令”。将已沦为债务奴隶的雅典民众恢复自由，使雅典平民收回他们已失的土地，即首先恢复雅典平民的经济地位。接着梭伦采取鼓励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措施，加强对外贸易。

　　禁止农产品出口以使雅典粮食供应充足。为促进雅典农业的发展，梭轮还就水井的公用、灌溉系统的整顿、植物的栽植设立条例。尽管两位改革者所采用的方法各异，但从他们的方略中可探知他们都以极其敏锐的观察力看到一个社会稳定的根源首先要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并且必须因势就利来发展各自的经济以达到富强，这可谓是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从政治方面来看，他们都对已有的法规既有继承并有革新。春秋时期，三代以及西周所奉行的人格政治暂失优势，但礼之遗风尤在。故管子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而业用之。” ，并主张以法理政，以法统军，以法治民，并将三者在制度上结合起来。即“作内政而寄军令焉。” 其“旧法”是指西周的礼制和刑罚，但范围较广。管子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强调“饰四维”、“张四维”，强调礼义的强制作用 .同时对礼的一些方面有所突破，诸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尊尊” 、“刑不可知”

　　等，以达“礼以导民”， 任用贤能，及以法令作为人们言行之准则。官子在齐设立“三国五鄙制”， 将齐人分成士、农、工、商四民，使四民分居定业。梭伦则继承德拉古之法律并有革新。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记载那样：

　　在阿里斯泰喀摩斯执政期间，德拉科（德拉古-摘注）定立了他的法规：9位执政官从那些拥有不少于10米那之自由财产的人中选出，其他诸种较低官职则选自得以具备武装的人。将军与骑兵将官从那些显明其拥有不少于100米那自由财产并且其处于合法妻室的子女也已超过10岁人中选出。（官员必须为其官职交保，且担保人资格严格限制。-摘注）……议事会由401人组成，从公民中通过抽签产生，这一官职以及其他官职由年龄超过30岁的公民抽签决定；在所有人都轮到过之后，将重新开始抽签，在此之前同一人不得任职两次。（对未到会（议事会、公民大会）有罚金制。-摘注）……战神山议事会（元老院-摘注）为法律保护者，并且监督各类官员，以使其依照法律来统治。……这一政体中的组织形式就是这样一种性质，大多数人为少数人所奴役，平民们起来反对显贵阶层，派别之争十分激烈，而且各派别长时间的相互对峙。

　　他（梭伦-摘注）建立了一个政体，并另行制定了法律，人们停止使用德拉科除关于凶杀之外的各种法令。他确立的法律延续上百年之久。根据财产把人划入四个阶层，与先前的划分一样，500麦第姆诺户、马户（骑士）、有轭牲户、雇工；其各种官职分配给前三个阶层中的人担任，如9名执政官、财政官（司库）、主买官（监契官）、“十一人（狱吏）”和掌俸官。各种官职按各阶层财产多寡进行分派，属雇工阶层者仅仅得到参加公民大会和公审法庭的权利。……他组建了一个400人的议事会，每一部族出100人；但他指派战神山议事会负责保卫法律，就像它先前作为政体的监督者而存在那样。（梭伦并对早先时候由战神山议事会召集并自行决定适合于每种官职的人选，任期一年的制度进行了改革，由每一部族选出10位候选人以角逐9名执政官之职位，再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而定。-摘注）

　　从外在表现来看，官子与梭伦都以全民皆兵的形式寄政于军，又都将辖下之人分为四等，但他们所取得的功效却大相径庭，截然不同。管子在人格政治渐失效用之时，从社会现实中选择了“引荐”、“挑选”

　　制之来形成国家管理官员的构成方式。而梭伦则以“级级自选”并互有制约之制来形成其官员的构成方法。

　　管子将齐人四分并离居定业（以身份为基，但相互间存在一定的可变性）。梭伦则以财产为基将民四分，而各自等级之间的流动性要较管子所设的要大。

　　分析其各自策略得源头，则可知华夏民族自原始之末，氏族向国家过渡的时候就是以各部落的自足为先，部落间的互换为次。每每部落之间发生争端，往往会有一存一亡之果。故而渐次形成“以食为天”、“自给自足”的主要发展模式，而此种模式下必然要形成一个群体中要有统一意志，综合成有序的规范。故三代至周形成王为独尊，官员皆归属于王之下。尽管王的中央集权并不能全部贯彻于全部领地，但王在名义上是独尊的。管子之改革自然不能完全脱离这一框架，也只能最大限度的突破，通过曲折的方向来对王的独权作一番制约。其所用“引荐”、“挑选”都是上位者通过在下位者的推荐，然后根据其意志而选，甚至于上位者可以不依引荐而自选。所以其构成之模式是以从上向下的。管子将人四分也是依据其治世之需。

　　士为谋治之主，故将士列在首位；农为人食的基础，故紧列其次；工商则在当时为主辅的行业，故列三四之位。而管子之策更推进了此种模式的发展。管子对各民的自身权利未给予强调，而主要强调的是社会秩序怎么稳定。而希腊民族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记述所示，希腊民族是众多的城邦构成的，以城邦立国，并且大多数为小国寡民。而小国要自给自足则难度相当大，其生存之道就不能尽靠自产之食来维系，必须通过各国之间的互换。而互换必然引起人们的流动，推进商业，进而要求行动之自由。故梭伦之改也必然在其民族习俗的基础上来格制创新。所以他所采用的“级级自选”制度形成自下而上的官员构成模式，且官职之间存在制约。依此形成的法就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意志，而是众意。而众意又需有机构来保护，于是就有了元老院之制来保护法律。又因希腊民众的流动性较大，其政治之基为全民，物质基础是工商经济，梭伦必然依据财力将民四分。这更能符合希腊当时之现实。梭伦的立法不仅根据希腊的民风，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希腊民族的社会意识的发展，为希腊的民主宪政奠定了基石。

　　第四，从社会改革方面来看，官子主张“礼以导民”、“伸张君主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使人服政、循政”来概述。梭伦则主张国民参政，并创立陪审制度来赋予贫民司法权。服政、循政往往是人们处于被动的地位，故对自身的权利的主张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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