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

　　4、礼法结合——德法并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来自西方，德治则来自中国传统法文化，两者的结合顺应了寻根意识与全球意识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潮流。当我们执着于法律的继承于移植、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时候，请让我们把视角拉到社会调控这个高度上来。我们会顿时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发现西方的法治精神对我们进行征服的时候，传统的德治精神正在历史深处遥遥呼唤。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尽管并不排斥道德，但无疑在宣扬法律至上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机与道德沦丧就是明证；传统的德治却是主张德主刑辅，法是德的附庸，贬抑了法的作用，也与时代的发展不相适应。所以，对二者都要加以扬弃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内核，进行结构重组，建立全新的德法并治的二元制法体制。

　　注释：

　　［1］郝铁川，法治的源头是德治［N］，检察日报，2000-06-14（3）；

　　［2］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9；

　　［3］许慎，说文解字［M］；

　　［4］同［3］；

　　［5］左传。隐公十一年［M］；

　　［6］礼记。曲记［M］；

　　［7］左传。昭公二十五年［M］；

　　［8］荀子。修身［M］；

　　［9］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九朝律考。汉律考［M］；

　　［11］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2］全唐文。黜魏王泰诏［Z］；

　　［13］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蒯德模。吴中判牍［Z］；

　　［15］［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361-365；

　　［16］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J］，法学评论，1998（2）；

　　［17］王一多，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J］，哲学研究，1997（1）；

　　［18］郝铁川，道德的法律化［N］，检察日报，1999-11-24（3）；

　　［19］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J］，法商研究，1998（2）；

　　［20］刘佳，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J］，道德与文明，1999（5）；

　　［2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6，P11；

　　［23］转引自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J］，法治与社会发展，1998（1）；

　　［24］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4-19；

　　［25］范忠信，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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