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各种各样的典型差异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把正在进行理解的活动的主体所遇到的对于生命具有个体性的种种表达，都当作属于某种共同的领域，属于某种类型的表达来考虑……”[61]

　　由此，抽离了个性的各类社会行为被概括为法律行为之后，不仅仅使法官可以很简单地了解各种类型化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法官与大众之间建立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意义体系，使当事人从常识角度出发对行为的理解，以及法官对行为的理解就可以无碍的沟通了，虽然法官会依据法律行为这一概念的标准去剪裁和重构审判中需要的事实。而且，关于法律行为的规范对社会生活中大量的行动的总结，体现着行动的主观意义，遵守法律也不会让人感觉到强制和压迫，因为这些规范的意义与行动的意义是一致的。

　　法律行为这一概念的出现，对于整个社会意义体系的影响是，它实际上造成了俄国形式主义所谓的“陌生化”的效果。因为人们本来生活在日常语言的世界中，由于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对生活的介入，在法庭的实践中，人们对这一自己原本很熟悉的行为就因为称谓的不同变得极其陌生，而法律的这种陌生化技巧无疑是判决取得合法性的支撑之一。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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