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情况有所改变）。这种倾向从“思维的经济原则”上看可能是有道理的。比如霍姆斯和卡多佐他们的司法经验对中国普通的法官是不太可能有多大的作用，这主要不是中美文化或法律的差别的问题，也不是中国法官的素质问题，他们的经验对普通的美国法官的作用可能也不大，这主要是角色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总之，他们在判决中体现的智慧不是可以copy的。

　　由于实证研究必然要采用归纳法，归纳法的确有一些缺点（不是说演绎法没有缺陷，只不过演绎的缺陷有时不容易被发现），如波普尔所批评的归纳的结论容易被证否（但他同时把可证否性当作一个理论是否可信的标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归纳的结论是很难证实的，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就无法证实。此外，如果对其中的某个因果关系分析错了或不能为别人接受，结论就可能不容易被接受等等。也许是出于思维的经济原则的考虑，也许是我们过分地运用了“奥卡姆的剃刀”，许多人选择了更保险的“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否的”的进路。这使得许多文章看起来都一样，许多研究失去了研究的意义，而许多有价值的问题被搁置。思路趋同，结论一致，既无法给人智识的挑战，也不能给人思想的愉悦。这成了近几十年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模式。如果有人提出一个特立独行的看法，我们却往往责备求全，说它有缺陷、是片面的等等。这样的评判标准限制了原本无人能剥夺的思想自由，使我们成了自己的奴隶。也许由于我们囿于惯常的思维模式，已经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思维模式，所以对实证分析的理论没什么好感；也许在这本书中，苏力走得比以往更远；也许由于归纳的先天不足；也许兼而有之。总之，我们不知道该对苏力的书说什么，于是只好保持沉默。

　　（三）

　　对苏力的这本书不能多说什么，不等于我们永远不能说些什么。事实上，不少人一直在言说，甚至有“杀死他们的精神上的父亲”的倾向。这是个好现象，说明法学界在走出“幼稚”，走向成熟。其实象苏力这样的文章在国外肯定不会象在国内这样这么轰动。这不是贬低苏力理论的价值，也不是认为“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如果哪一天，法学界不再觉得苏力是个“异数”（不是因为觉得无法超过他，就故意冷落他，而是真正地理解他），那可能就是法学界成熟之时。

　　但我认为，如果仅仅想通过批评苏力的观点是错的（不是说他是不可批评的）或者认为只要驳倒了他，就可以提升自己或中国法学研究的品位，恐怕不是好办法，至少不是最好的办法。给算是驳倒了他又能解决什么问题，仅仅是驳倒了他而已。它甚至不能为证明其他的理论是正确的提供依据。另外，在评论苏力的文章时，我个人认为用大词来归化苏力的理论不是好办法，不要用“后现代主义”、“保守主义”、“实用主义”之类的给他贴标签。哪怕你给他贴上无数的标签，你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标签的贫困”（借用波斯纳的术语）。其实，读苏力的书的最大享受就在于看他如何自如地充分调动他的所有知识并自由地切换，有点象蒙太奇。超越苏力的最好办法可能就是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那么，如何作出我们的贡献？

　　首先要明确苏力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是什么。在我看来，苏力有不断超越自我的勇气和真诚，有作出思想贡献的雄心。他之所以能不断开垦法学研究的处女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这种不断探索的勇气（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在一个把理想等同于可笑的时代，真诚有时反而会被当成做作或者虚伪。对真诚的排斥部分出于一些研究者的“私心”-因为苏力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一些法学研究者的工作（但不是解构法学）。苏力在不断拓宽法学研究的领域的同时也在限定法学家的能力范围。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 “知识是以多种形态出现的。” “法律的运作除了诸多命题、原则、规则、标准外，还需要其他各类知识，即所谓的实践理性或技艺，或‘无言之知’，甚至还需要对当事人的某种了解和知识。” 他的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认同上：即认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和这个民族的社会生活条件有关（即他说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法学家对自己要有正确的定位，要明白自己是能有所为，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有所不能为。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不是法学家说了算。所以，要分清这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法学家可以对中国的法治发展作出贡献，但不能夸大自己的作用。法学家首先是个学者，虽然由于法学的特点，法学家的工作可能和日常生活的联系紧密一些，但他仍然首先是个学者。从某种意义上，他的确是在解构一些法学家的工作。他就象法学界的一只牛虻，让从事法学研究的人在懒得思考时也许有些须的心理负担。

　　其次，要明白苏力的什么东西是能学的，什么是不能学的。从技术层面上看，我认为，他的思维进路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事实上，法学界的不少人已经在运用类似的方法进行研究，许多文章能比较明显地看出受苏力的影响。这至少是一个进步。考察一下我国的理论界，多年来占主流的思维方式就是两种：一是接受从辩证法演绎出来的正反两方面都有的似乎很正确但其实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的“正确”理论，二是的“留声机”。前者还有人批评，后者则基本上没人反思，而且还被认为是学术研究的几乎是最好的方法。学术的最高追求似乎就是凭借外语和信息上的优势，在自己的学术论文中尽量地引用西方最新的理论术语和研究成果，以表明自己的强势（不是不能引用或学习西方的理论，而是要明确学习的目的。不要“狐假虎威”。）。但我们的学习目前还仅仅停留在模仿苏力的阶段。我们还仅仅学会他的一些语汇和一些进路，还不能开出我们的研究天地。如果我们要想有所突破，那就不能局限于他为我们拓展的范围之内，而是要发挥任何人也无法剥夺的思想自由，在自己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在自己能力比较有特长的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许是取代苏力的最可能的途径。当然，这种可能性能否转变为现实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一个人的贡献的取得不仅仅在于知识的积累，天赋、教育、成功、甚至挫折和失败都会起作用。

　　但无论如何，人身攻击是最卑劣而又没有任何说服力的手段，但可惜的是，学界中使用这样的手段的还不乏其人。在苏力成为“现象”之后，出现了另一个现象-对他的人身攻击和谩骂。学术分歧和争论本该是个正常的学术行为，应该把它限定在学术观点上。学术讨论的作用就在于任何流行话语或权威话语都应该而且可以受到批评和挑战。学术讨论中最忌讳的是作诛心之论。对某个人的观点尽可以不喜欢、不以为然，甚至不同意，那么，他所应当做的就是从逻辑上指出论者的不足，从理论上阐明论者的失误。正确的，有力的理论自然能够服人。如果因为学术观点不合就怀疑论者的动机，探究其是否因为在“国外受到某种刺激所致”，这实在不是值得提倡的方法和学风，甚至让人不免联想起文革。对于学术论战，如果争论的各方都有探究真理的真诚，有理性的态度，也许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但若以人身攻击代替理论论证，则很难服人。在学术论战中用词最好谨慎些，尽量不要出现“犯下普通人都不会犯的错误”这样的论断。这让人想起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泰勒斯的一则轶事，泰勒斯因专注于观察天象，不小心失足掉进水井中，一个老妇人也因此笑他，认为小孩子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愿我们不要有类似的“妇人之见”。

　　以上仅仅是我读苏力的书一些感想。不同的人会从同一本书中读出不同的东西，理论上，我们任何的努力得到的只能是“我们的苏力”而不是“苏力的苏力”，但我们至少可以更靠近他一些。另一方面，对苏力，我们的希望就是他不断给我们惊喜，超越他自己的熟悉的思维和分析思路，希望苏力永远是陌生的苏力，而不是我们渐渐熟悉，并可能越来越熟悉的苏力。当然，一个人已经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已十分不易，我们的要求可能超过了人类理性的界限，是不合理的要求。

　　他可能同时受到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误解，但他应该得到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的同样的尊敬。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