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是我们的祖先），越是近代的，则越容易异国情调化。苏格拉底天然地享有古代的优越，但成为一则寓言：在我们这儿，他好像更多地在耍“猴把戏”！而梭罗，无论在文学上还是在法学中，都还处在一种异国情调中，仅是异国情调的调子有所不同罢-文学上异国情调的魅力辅佐着法学中异国情调的淡漠。

　　----这是不是与我们的“本土化”或“本土资源”有关系？至少，对于苏格拉底的“猴把戏”，我们是好围观的；而对于梭罗，“civil disobedience”其实是市民社会中的话语，国人尚无此权利。

　　将梭罗与苏格拉底作比较研究是值得的。情况或许是，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梭罗，我们就无从很好地理解苏格拉底。本短文的“违反法律的权利”，如果幸运的话，仅是引子。而较之“civil disobedience”在概念上仅局限于市民社会，“违反法律的权利”有更广阔的适用范围，甘地领导的运动可作为一个例证。

　　“违反法律的权利”不以道德为依凭，是从法律自己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历史中，由道德与权力的合谋以法律的名义所造成的灾难不少见（比如纳粹），系因法律缺乏“违反法律的权利”-法律还不是它自身，得听从道德或权力或其他或兼而有之的他物的支配。-这也是分析法学兴起自然法学衰落的原因。

　　我不敢肯定从“违反法律的权利”的角度出发，将从苏格拉底到梭罗作为一脉相承的传统来研究法律，会有利于分析法学与自然法学统一，但沿此方向出发是值得尝试的。比如，我们可以说，与“违反法律的权利”相对的是“遵守恶法的权利”和“利用法律的权利”（例如王海现象）：“遵守恶法的权利”一直是分析法学和自然法学争执的焦点，我以为对“违反法律的权利”的梳理是解决这种争执所不能回避的。（在此是“遵守恶法的权利”而非“执行恶法的权利”。但遵守与执行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如果德国人民按希特勒的指示，对犹太人进行一场猫捉老鼠的运动，考虑到暴力为法律垄断，那么这里到底是遵守还是执行？）

　　斯多葛的传统似决定苏格拉底和梭罗有一个共同的立足点：个人德行或良知。苏格拉底认为“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需要的就是知识”（罗素：《西方哲学史》，P128），以及梭罗对“self-reform”的强调，似都能说明这一点。因此，“civil disobedience”亦天然地具有正当性。但这种正当性是道德的，不是法律的（我甚至怀疑正是因为这种道德正当性的天然性质，遮蔽了我们对其中的法律性质的认识），并且不能诠释苏格拉底的行为。而“违反法律的权利”既然要摆脱道德的纠缠，这种权利行使的动机或目的，不论是出自道德或良心，抑或纯粹的个人偏好，都是在所不计的。

　　----不是吗？如果我愿意进入地狱，上帝也得尊重我的权利！-他难道还会把我送入天堂不成？-除非他收买我！

　　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苏格拉底要坚持说自己一无所知；而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的牛虻工作，更像是出自个人偏好而非德行的修炼。另外，苏格拉底的死，本是在追求“违反法律的权利”，但换一个角度，就成了“遵守恶法的权利”，如果有人愿意剥去苏格拉底身上的道德光环，对他的死支持了恶法进行审判的话。

　　同样，我们也不能很好地理解梭罗在“Civil Disobedience”一文中说，99.9%的人与德行不沾边，或仅仅是“德行的沾边者”（patrons of virtue）； 而“civil disobedience”作为一场运动且蔓延全球，还能寄希望于这些人？

　　有必要重申一遍：“违反法律的权利”是检验我们的法律，包括我们自己，的一块试金石。-被检验的一端是法律，另一端是我们自己。如果这个词违背你的道德感觉，让你听起来不顺耳，那么请想一想：从法律的角度看，难道还有比自愿承担违反法律的责任更高的道德吗？

　　----尊重并维护这种权利，其实就是法律首要的内生道德。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