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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以及大量的减刑、假释案件。加上这些，全国法院审判人员年人均结案数应当超过60件。如果再考虑占审判人员20％的院、庭长基本不承担具体案件审理工作的情况，我国法院审判人员年人均办案数将超过70件。
下面我们不妨再同有关国家的情况作一些比较。如1990年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受理的案件总数为266，783件，其中民事案件217，879件、刑事案件48，904件。而当年美国联邦地方的法官人数为575名，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数为464件。这个数字为中国法官年人均办案数的7.7倍以中国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数60件计算。然而，由于中美间的诉讼程序上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两组数字之间并无直接的可比性。美国民事诉讼的庭前程序中的一些制度对于庭前解决纠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证据开示、动议申请等。实际上，在美国州法院或联邦法院受理的案件中，90％以上的案件在庭前即被以撤回、驳回、不予受理或和解的方式了结，只有不超过10％的案件进入庭审。在刑事诉讼中，也有90％以上的案件是通过诉辩交易程序了结的。在刑事被告通过诉辩交易认罪的基础上定罪的案件并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庭审进行审理，真正需要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也不会超过10％。如果以实际审理的案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10％计算，美国联邦地方法官1990年人均实际审理的案件只有46件。而中国法院在不包括执行人员和不考虑执行案件的情况下，2000年中国法官人均审理的一审案件数47件。由此来看，中国法官和美国法官的年人均实际审理的案件数是比较接近的。日本的情况相对特殊，日本作为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其诉讼程序与英美大相径庭，而与我国的情况比较接近，即法院受理的绝大部分案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据统计，日本1999年的法官人数为2，949人，而1998年日本地方裁判所受理的一审民、刑案件共22.7万件，年人均审理案件数为77件。这个数字高出我国法官年人均审理一审案件数的63％。如果考虑到我国占法官人数大约20％的院庭长极少审理案件这个因素，中日两国法官个人审理案件的绝对数应该差距不大。况且，日本法官不堪重负的情况也实属罕见。也正因为如此，案件审理期限过长，诉讼效率低下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日本法院，也引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据日本最高裁判所统计，1998年，全日本地方裁判所审理的一审民事案件平均期限为9.3个月，刑事案件的平均期限为3.1个月。分别超过我国同类案件的法定审限3.3个月和1.6个月。自1999年7月日本开始的第三次司法改革试图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正是法官人数太少所导致的诉讼效率低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其一，中国的法官按其占人口比例计算，人数并不算多。中国法官人数与每一万人口之比为1.1.如果不包括占法官人数近20％的执行人员，中国每万人中才有0.88名法官。而根据1997年的统计数，美国为1.16，德国是2.56，法国是0.84.而英国如果加上治安法院庞大的治安法官队伍约2.5万人，按占人口比例计算，应该是2，000多人中就有一名法官；至于日本的情况，如果加上日本法院的执行官，调查官的人口，应该也超过每万人中0.23个法官这个比例。况且，日本目前正在试图改变这种法官人数太少状况。其二，中国法官人均审理和执行案件量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较，虽不能算是饱和，但也并非人浮于事。同西方国家法官审理案件的情况相比，我国法院审理案件的效率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无休止的请示汇报和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的调查取证等等，考虑到这因素，我国法官每年人均审理或执结60件案件也实在不能算是效率低下了。
三、合理确定我国法官员额比例
（一）合理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应考虑的几个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官人数是法官整体素质的一种量化的、外在的表现形式。一般说来，法官人数太多，通常反映出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有人曾做过这样的推论：法官素质不高必然产生效率低下导致案件积压，故而要么牺牲质量求数量，要么增加法官人数，即所谓“质不够，量来凑”。从逻辑上说，这种推论不无道理。同时，由于人数过多而产生的人浮于事和不负责任也往往使得本来就不高的法官素质更加趋于恶化。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法官人数愈少整体素质就愈高。在法官人数少于一个合理的数量时，法官受理案件的量会超出正常的负荷，形成疲于应付，无暇顾及其他局面。这样不仅案件质量不保，而且使得法官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通过学习和研究来提高甚至维持自身的业务水准。因此，法官人数太少同样也可能产生整体素质下降的后果。可见，法官人数和法官素质之间存在一个互动的关系。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法官员额比例，必须根据我国现有法官状况，综合考虑下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法官岗位分布是确定法官员额首先应考虑的一个问题。前面已谈到，目前我国法官的人数不是太多，而主要问题是法官岗位分布和职责划分不合理。有人曾做过调查，目前我国法院具有审判职称而在非审判岗位工作的人员约占法官总数的15％。再加上执行工作人员我国法院执行人员必须要具有审判职称的数量，这个比例占到了30％。也就是说，目前真正在审判岗位上的法官实际只占法官总数的70％。而在国外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执行官是不包含在法官序列之内的。因此，确定法官员额，必须明确法官概念，严格限定法官岗位分布，即所谓法官，必须是分布在各审判业务庭并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这是确定法官员额的一个前提条件。2在我国，所有案件的审理几乎是由职业法官来完成，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没有很好地推行，有些地方已名存实亡。而在国外，是由职业法官与非职业法官来共同完成案件的审理。如英国一直保留非职业化的治安官制度。据统计，英国在2000年共有30400名兼职外行治安官或太平绅士，有96名全职有薪俸的治安官和146名兼职有薪俸的市区外治安官。治安官的数量大大多于职业法官的数量。在德国，由职业法官与非职业法官组成混合庭审理案件。在美国，有相当多的案件并非由职业法官而是由一般公民参与宣判。3当前，我国法院受理的案件绝大部分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诉讼法设置的简易程序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庭前撤诉和不予受理的案件数量更是微乎其微，这与英美国家的诉讼程序大相径庭。4法院现有审判资源没有得到合理配置，审判辅助系统笔者曾主张将法院工作群体设置为六个序列，即法官序列、执行官序列、法官助理序列、书记官序列、公务员序列、法警序列。除法官序列、执行官序列外，其他四个序列辅助前两个序列。没有建立。法院后勤行政工作人员过多，法官审理一个案件从庭前准备程序到裁判文书的送达等全过程仍要包揽一切，不利于提高审判效率。5我国的司法体制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法官尤其是院、庭长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审判工作中，常常忙于一些行政性事务，以及案件的请示、汇报和法官审理案件来自外界非正常因素的干扰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影响法官的办案效率。6由于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审级制度的制约，各地法院和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并不均等，案件的难易程度也不平衡，这是确定法官员额也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7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新的民事、经济矛盾和利益冲突大量出现，司法作为纠纷的最终救济手段逐渐为社会所认同，人民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尤其是新类型案件大幅度上升，处理难度也增大。从全国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看，1978年审结50多万件，到1998年就审结了539万余件，是1978年的10倍。从案件的结构来看，1978年受理的刑事案件占32％，民事案件占68％；到1998年，受理案件的结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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