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话语的建构过程中炮制出了因各自理论分析框架或意识形态取向而确定的无数个同质性的甚至彼此相互冲突的“哈耶克理论”。这里至关紧要的，也是往往为人们所熟视无睹甚或不意识的，就是在这些作为结果的无数“虚构”的哈耶克理论的背后，各种借“哈耶克理论”为名的理论主张实际上正在为各自知识的“真理性”或“正当性”展开话语争夺，甚至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展开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论争。此处不争的是，要害并不在于不同论式中的“哈耶克理论”之间的差异，而是隐含于各种论式背后的不同的意识形态担当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不同的理论解释框架之间的较量。显而易见，就揭示各种“哈耶克理论”论式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担当和相应的不同理论解释框架以及它们之间展开的话语争夺而言，对它们进行详尽的知识爬梳和知识社会学分析无疑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这并不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的旨趣毋宁在于对各种有关哈耶克的 “同质性”论式进行解构，而采取的方式则是直接对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建构过程以及构成此一过程的核心概念进行梳理和探究，因为通过对哈耶克理论的演化过程本身的揭示，可以映照出各种“宣称的”哈耶克理论在公共话语建构中的“策略性”或“工具性”。

　　当然，致使中国论者采用意识形态方式处理哈耶克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实是与哈耶克本人所具有的两重知识性格有着紧密的关系：一方面，哈耶克是二十世纪最为重要且最具原创力的社会理论家之一，而另一方面，他则是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最为重要的捍卫者之一，是各种形式的集体主义的坚定批判者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弘扬者。显而易见，这构成了哈耶克自由主义中意识形态的封闭性与其学术研究的开放性之间的高度紧张。长期以来，这种紧张因其意识形态的封闭性而对人们确切认识哈耶克自由主义在认识人类社会秩序这个层面上的贡献构成了一种严重的障碍，因为它不仅严重阻碍了那些持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论者以知识的方式去理解哈耶克自由主义在知识上的贡献，实际上还在更大的程度上构成了那些自视为“自由主义者”的论者沉湎于意识形态脉络下的问题论辩而无视哈耶克自由主义之知识洞见的当然理由。我并不是说社会理论应当或可能与个人所担当的意识形态截然无涉，而是说我们不应当把哈耶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封闭性视作我们无视其社会理论之重大意义或其间的问题的理由。

　　我在这八年中所做的努力旨在对哈耶克自由主义及其建构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厘定和分析。这些努力是对上述中国学术界中所流行的“意识形态”解读方式的回应，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宗旨。我的研究与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人类社会秩序的型构及其正当性问题。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关注，不仅要求我们对此前的西方论者（包括哈耶克）就这个问题所做的知识贡献进行研究和分析，而且也要求我们对这些知识系统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结构进行探究和反思。经由长期的研究，我大体上认为：知识不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及在人与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某种支配性的力量，而且在特定的情势中还具有一种赋予它所解释、认识甚或描述的对象以某种正当性的力量——不论这种力量是扭曲性质的，还是固化性质的。这意味着，那些所谓“正当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其本身也许并不具有比其他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更正当的品格，它们有可能是透过权力或经济力量的运作，更是通过我们不断运用知识对之进行诠释而获致这种正当性的。据此我认为，那些解释、认识甚或描述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社会科学知识，在一定条件下会演化出极其强大的“正当性赋予”力量。当然，知识据以获得“正当性赋予”力量的前提条件乃是知识本身所具有的批判力量的丢失（参见拙著《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二○○○年版）。

　　从中国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我们便会发现，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合着进步发展政策的意识形态化，中国社会科学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社会科学知识为某种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类型添赋“正当性”意义之进程的日益加速。从较深的层面来看，这种进程的加速实是与中国论者为了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而引进西方各种流行理论的知识运动同时展开的，甚或构成了这一“知识引进运动”的一部分：它不仅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是西方各种流行理论的追随者，而且还更意味着西方各种流行理论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图景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正当性。正是在这个追随西方理论的过程中，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识丢失了我所谓的知识所具有的批判力量，并且演化出了那种“正当性赋予”力量。中国社会科学因为自主性的缺失而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依附，配合着对这些领域中的资源的分配或争夺，更是强化了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赋予某种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类型以“正当性”的力量。

　　在这样一种通过“知识引进运动”而“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过程中，隐含于这些知识背后的各种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西方理论，尤其是占据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理论，经由“建构者”的我们，不仅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也为我们认识和选择某种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类型设定了相应的规定性。对知识生产过程与知识“正当性”力量间关系的这种认识，归根到底，具有这样一种底蕴，即我们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者，而且也是这种知识的被建构者。建构者与被建构者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同一性，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我们在形成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之图景方面的“路径依赖”品格。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社会科学知识绝不像客观实证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的或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的和固化性的──这种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了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我们型塑和建构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当然理想图景，而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则反过来又不断强化着它所依凭的那种知识。

　　我认为，在中国社会科学的上述发展过程中，最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知识界对上述“建构者／被建构者”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集体性无意识，亦即我所谓的对西方各种流行理论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它渗透在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以各种名目展开和固化的意识形态实践活动之中，嵌入在中国社会科学对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所做的各种正当性论述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型构着评价中国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理想图景。通过揭示“建构者／被建构者”的同一性而获得的对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本身的洞识，至少开放出了这样几个值得我们严肃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会存在这种“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这种取向之间究竟具有何种经验相关性？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在这种取向下所生产和再生产的知识是否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真实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只要我们试图从“前反思性”转向“反思性”的立场，亦即努力使知识重新获致它本应具有的那种批判性力量，那么，我们一方面必须对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中国知识生产制度及其赖以为凭的结构进行检视，另一方面又必须对西方论者就何种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更可欲这样的问题的一些主要的理论解释进行详尽的研究和分析，最终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有关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社会理论。

　　正是出于对上述种种问题的思考，我在八年前开始决定从西方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当中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就是我选出的第一个研究对象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