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可以控制铅发散的节省成本的手段。环境保护署进行了大量的法规制定工作并且多次被各种喜欢争论的当事人告到法院。环境保护署在法院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华盛顿哥伦比亚地区巡回上诉法院作出了一个措辞强硬的判决，支持行政机关试图逐渐减少汽油里铅的含量，并且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命令行政机关，如果它收集到铅对公众健康的危害结果的记录，就会获准完全禁止汽油含铅。有了此命令作后盾，环境保护署就等于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塞进炼油商的喉咙。而环境保护署则创设了一个新的计划，在把使企业瓦解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的同时，逐渐消除铅的含量。在几年期限内炼油商获准购买和出售在汽油里添加铅的权利。过渡期结束时将禁止汽油含铅。
　　这个法规的制定是联邦行政机关允许被管制的企业抵购时下叫做“污染权”的第一类例子。环境保护署本身在这个期限内避免对企业进行过分的高压管制。在几年期限里逐步消除汽油含铅从而允许炼油商在较长时期内把他们的投资用来发展除铅设备，而不是把他们置于一种困难的管制计划之中。尽管炼油商都不喜欢这些措施，但是，由于哥伦比亚地区巡回上诉法院的判诀（炼油商实际上没有任何应付逐渐消除含铅量的防御手段）的冲击，环境保护署有节制的市场导向方法使任何事情都为各方更乐于接受。只有很少企业对环境保护署的市场导向计划有抵触情绪，至少和这些企业在较早时候取得巨大成功时的情况相比是如此。由于环境保护署的功劳和炼油商的信赖，逐步消除汽油含铅量的计划运作顺利。如果说这里有什么启示的话，可能就是：当政府的管制更能适合企业的实际和基本的市场机制的时候，它们就能发挥作用。现在美国是世界上完全禁止汽油含铅的几个国家之一，这将对国民的健康大有益处。
　　第二类案件表明，只是通过高层行政机关人事任命改变机关的行事态度也可以实现解除管制的目标。80年代，里根政府通过人事任免权可以全部更换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成员。实际上所有这些新任命者的上任都担负着消除或者修正该委员会大量传统管制方式的义务。特别是里根所任命的人就决定了他们将为天然气管道制定市场导向规则。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通过传统的公共公用事业价格制定模式控制天然气管道的价格。因此价格受到牢固的控制。价格的变动需要经过一个通常耗时数年才能结束的审判听证程序。在里根时代的那些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委员们看来，最终结果是人为地使天然气消费者为天然气付出了高昂的价格。而且传统的价格制定机制人为地保护管道公司不采取适当的市场激励措施和商业决策。这里有一些有益的目标，但在此案中，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在不对其法定职权作任何改变的情况下就着手制定法规。其结果是，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试图通过法规解除管制的想法比环境保护署逐步降低汽油含铅量的经验（该汁划由立法上的改变而引发）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为了实现其市场导向目标，联邦能源委员会的委员们开始把天然气管道的经营者从合同承运人（contractcarrier）转变为普通承运人（commoncarrier）。这个表面上看来只是一个标签的改变，而实际上却会对这个行业带来深刻的变化。由合同承运人变为普通承运人意味着管道公司将要为任何需要的人输送天然气，而不是只为与管道公司签有合同的天然气生产商输送天然气。同时也意味着天然气生产商可以直接与美国任何地方的天然气消费者签订合同。天然气管道公司只提供输送服务而不执行定价职能，而让天然气的最终价格能够更为准确地反应市场价格。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知道它必须温和地推进这一过程，因国会并没有修正联邦动力法（FederalPowerAct）从而授予它作这些改变的特别权力，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创立了一种胡罗卜加大棒的新方法，为自愿转变为普通承运人身份的管道公司提供某种优惠（诸如几乎是解禁中止某些管道线路的使用或者铺设新管道）。委员会的理由是自愿转变身份可以减少关于委员会不遵守授权法的任何争论。
　　这些变化的实现远不如逐步降低汽油含铅量那样顺利，主要原因是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运作并无国会的明确授权。一些企业和持不同意见的消费者继续与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创新计划进行游击战式的斗争。一方面由于计划的自发性而另一方面因为企业本身意识到改变出于需要，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大多数计划已经生效并且经受住了司法审查。
　　这些试验表明其它行政机关也将开始革新计划，即使没有新的立法授权。不利因素只有一个，正如下面的讨论所显示的那样，行政机关必须小心行动，以避免被法院推翻。
　　（三）法院一些解除管制的战役一直是在法院里受到抵抗的，不过这些抵抗一直相当棘手，因为法院只有采用传统的司法审查模式处理这类案件，而且自70年代中期以来最高法院已经告诫低级联邦法院不要染指行政机关。其结果是没有人可以相当肯定法院应该如何处理行政机关在解除管制方面的试验。
　　可能最近的这种进退两难的例子，也是必须由最高法院自己解决的案子，就是要求在汽车内安装被动抑制损伤装置（Passiverestraintsinautomobiles）。为此有关方面已经斗争了20年。在对争论的一部分进行解决时，最高法院裁决，对行政机关试图废除或者取消现行法规的行为进行的司法审一直受武断、任性严格审查（thehardlook-arbitrary/capriciousdoctrine）原则的支配，在机动车制造协会诉农场两用汽车保险公司一案中，法院审查了美国历史上企业与行政机关争论时间最长的案件之一。60年代，交通部就开始制定法规强制在美国出售的汽车内安装被动损伤抑制装置（自动安全带或气袋）。交通部断定由乘客自系的安全带无人使用，因此对于防止损伤并无效果。被动损伤抑制装置方面的法规制定工作从尼克松政府、福特政府延续到卡特政府，直到交通部制定一个法规将安装被动抑制装置作为一项强制性规定。然而，由卡特政府经过适当程序颁布的这项法规，里根总统任命的交通部官员却试图取消它。在对里根政府废除该法规的程序记录和过去法规制定的历史等要素进行“严格审查”之后，最高法院最终裁决交通部对废除该法规没有提出足够的理由。因此，其试图废除安装被动损伤抑制设备的行为无效。
　　一些评论家暗示，该案判决仅仅表示最高法院在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对解除管制的敌视情绪。而较为恰当的意见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对行政机关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行政机关可以改变其实体性政策，但必须做得合理，通过正确的程序方式。正如哥伦比亚地区巡回上诉法院艾博纳·米克瓦法官指出：“只要管制或解除管制的行政决定出自合理的决策程序并符合国会的指示，它们就应当得到支待。”
　　程序上的革新
　　1991年，国会制定了两个法律，它们对行政机关的决策方式可能具有决定性的甚至是惊人的影响。协商制定法规法（NegotiatedRulemakingAct）和行政争端解决法（Admini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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