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我们的专利立法和执法工作，使其更加理性化。
　　因为专利法是社会本位法，是对个人权利的限制，就存在一个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平衡问题。对专利法来说，如果是完全强调维护社会利益，就应要求发明创造人在完成其发明创造后，立即公开，立即由社会公众自由使用。而如果是偏重强调维护个人利益，则可以不要求公开专利，专利权人在获得授权后，也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是否实施专利，包括决定是否许可他人实施专利，不受任何限制。显然，这两者都不利于鼓励发明创造，鼓励技术的进步，这样的专利法只能起相反的作用；因此，在立法上必须注意保持合理的限度，必须找准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的适当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既能鼓励发明创造，又能促进社会整体技术的进步与推广。
　　从权利的角度来看，发明创造毕竟是发明人、设计人付出劳动的成果，过分强调社会利益，还有侵犯人权的嫌疑就上述强制许可的规定来说，我国专利法在1992年修改前的表述是，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人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3年，无正当理由没有实施其专利的，可以给予实施该专利的强制许可。面现行专利法在规定这种类型的强制许可时，并没有附加专利权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实施其专利”的前提条件，相反，在修订后的专利法实施细则中规定“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三年后，任何单位均可以依照专利法第51条的规定，请求专利局给予强制许可。”这就是说，只要专利权被授予满三年，即使专利权人自己已经实施了专利，或者已经许可他人实施了专利，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仍然可以申请并获得强制许可。应当说，专利权人积极实施了专利，就是履行了作为超限度的强凋社会利益，会破坏人们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动摇专利制度的根基。这一点，也许现在表现还不是很明显，随着人们对专利重要性认识的增强，申请获得专利使用许可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如果通过申请强制许可而获得专利使用权的人达到一定数量，专利权人的市场份额就会遭受损失，这种损失在一些情形下，仅靠收取许可费是弥补不了的。过多的许可，会使专利的价值迅速耗尽。这样，不合理的强制许可制度、计划许可制度的负面影响就会日益凸现山来。
　　五、加大我国专利制度的国家干预力度
　　这里说的加大干预力度，并不是说扩大社会的利益，缩小个人的利益，而是说基于专利法社会本位的特色，应当加强国家在专利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专利法所体现的利益主要是国家利益，这种利益不仅体现在国家与专利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而且，由于专利法又有很强的国际性，专利法所体现的利益就又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竞争。所以，国家不能像对待一般的民事权利那样，只要有了法律，就可以坐等当事人自行处分，发生纠纷后再进行裁判。国家应当通过系统的、有组织的活动，尽可能争取最大的国家利益。近年来，美、日等西方国家纷纷通过其卓有成效的专利战略，抢占国际市场，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这方面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纷纷在我国申请各类专利，抢占制高点。为此，我们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策略，争取主动，避免处处受制的局面，为我国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铺平道路：这方面的工作光靠一些企业或科研单位各行其是是不行的，必须由国家组织和干预。尤其是，我国企业正在探索转制，尚不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国家的积极介入，显得尤其重要。认清了专利法的社会本位性质，国家的介入就不应该缩手缩脚，而应形成规模，形成体系，以利于增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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