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准度。
　　（四）现行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定位存在缺陷。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分别由公检法三机关负责，但实质上却形成了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检察机关承担着诉讼风险和后果，但却无权指挥侦查活动、影响证据的收集和固定，侦查人员拥有侦查权，收集、固定证据却不直接承受因证据不足而造成的败诉风险和后果。这种权利和责任的错位，必然造成侦查人员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破案和抓获犯罪嫌疑人，而对破案后及时、全面地收集、固定犯罪证据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尤其是一些侦查人员对检察机关的退补意见往往拖拉、敷衍，甚至抵触、满不在乎。
　　（五）个别侦查人员维护犯罪嫌疑人权益的责任心不强。
　　个别侦查人员认为只要案件得以侦破，有证据能证实犯罪即可，而不是注重证据确实、充分，把案件办成铁案。代表国家力量的机关和个体力量的对比差异以及长期的办案经历，使一些侦查人员淡化了维护犯罪嫌疑人权益的意识。他们漠视甚至于毫不关心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为了能“拿下”案件，他们为尽其所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采用一些非正当的手段、方法。这样对于采用从表面看来只是有“滥用”嫌疑的“延长拘留期限”手段更不足为奇了。
　　（六）公安机关警力不足。
　　由于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公安工作也随之做出重大调整和变革，基层民警面临更大的压力。如：企业改制带来的下岗失业、劳资纠纷等不断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涉外经济、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使跨国经济纠纷增多，境内外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造成外口管理难度加大，犯罪行为的有组织化、国际化、隐蔽化、高科技化，使公安安全防范管理工作量大增等等。对公安工作而言，所有的具体工作都落在了基层民警身上。而当前我们国家警察的数量与迅速增加的刑事案件是不成比例的，为此警力不足、特别是刑事警察的力量不足，也是导致上述某些问题出现的因素之一，这也是我们必须理解的客观原因。
　　三、纠正公安侦查缺陷的对策
　　减少公安侦查缺陷，从而提高案件质量，在现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既需要公安侦查机关增强证据意识，提高自身素质，也需要检察机关转变工作方式，加强与侦查机关的交流与沟通。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增强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提高侦查人员的取证能力。
　　通过开展专门的如何收集、固定证据的法律业务培训和定期观看庭审案例等方式，提高侦查人员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意识，通过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增强侦查人员按照庭审的要求收集、固定证据的能力。
　　（二）开展侦诉换位活动。
　　如侦诉控辩对抗赛、邀请侦查人员旁听庭审、业务研讨等，进行角色转换，实行换位思考，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引导侦查人员从公诉的角度，从符合庭审需要的角度审视侦查活动，对如何收集和固定证据有更为明确的认识，减少侦查活动的盲目性、违法性，提高在侦查活动收集证据时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三）是建立依法适时介入、公诉引导侦查机制。
　　建立重、特大案件定期通报，对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适时介入侦查活动，使整个侦查活动紧紧围绕公诉工作展开，就侦查方向、取证标准、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具体指导，提高侦查质量和效率。
　　（四）建立定期案件审理情况通报制度。
　　公诉部门与侦查部门定期对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座谈，总结成功之处和教训，以便侦查工作的改进。
　　注释：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进行。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局长批准，可以进行侦查实验。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5条规定：对于被扣押的物品和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另一分附卷备查。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9条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一般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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