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法律的规定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应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此，使宪法规范与相关部门法律的规定更大程度上紧密配合，对宪法规范实现机制的完善将具有积极意义。而无罪推定原则的入宪就具有这个价值。例如，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刑事羁押不应是等候审判的常态，对刑事被告人应尽可能采用诸如取保候审等非羁押的措施。因此，如果无罪推定原则不仅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而且在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规定中得到贯彻落实，则将对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无罪推定原则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实具重大意义。在我国宪法中规定无罪推定原则，这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宪法理念的转变，是国家注重保障人权的具体化，而且，无罪推定的宪法规范对于宪法权利与诉讼权利之间的传承融合以致宪法规范的实现机制的完善，也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三、无罪推定及刑事被告人权利之宪法规定的实现机制
   
    在我国长期的诉讼实践和宪法理论中，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并不被视为宪法权利，加之我国宪法权利的实践模式，这种认识和做法切断了宪法权利与诉讼权利之间的天然联系，也使得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相关权利在刑事诉讼中易于被束之高阁。根据这一特点，如要在我国贯彻保障人权的原则，就当然需要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无罪推定这一原则以及被告人的有关具体权利，然而，应当看到，宪法关于无罪推定原则所作出的规定，虽然意义重大，但对实现保障人权的原则来说，效用却很可能十分有限：它仅提供了有关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原则，其实现尚需相应的诉讼法机制。因此，进一步研究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的实现机制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宪法关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之实现，所需解决的机制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工作中。就此而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刑事被告人权利规定的明确性、系统性；二是对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机关的有效制约。以下思路约略可以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基本的参考：
    其一，明确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第12条的规定明显地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内涵，有学者认为这一表述更为强调法院定罪的垄断权，而没有直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人”的主体地位，而后者才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因此不能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29]笔者认为表述的差别不应成为问题，这种表述是从贝卡利亚的论述发展而来的否定性阐述，也有先例可循，[30]而且，该条文既然规定在法律上不能确定未受有罪判决的被告人有罪，则当然可以推定其在法律上无罪。在宪法有了无罪推定的相关规定之后，这一条文所包含的无罪推定内涵就有了最高效力渊源，其所表达的无罪推定原则将更加明确、确定。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进一步明确规定，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二，完善刑事诉讼法中被告人的相关具体权利之规定。一方面，应废除与无罪推定原则不相符的规定，最明显的是，我国尚未确认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核心内容亦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沉默权，因此需要废除关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沉默权条款。[31]另一方面，应将无罪推定原则所蕴涵、所要求的各项权利系统化。例如，辩护权是无罪推定原则所强调的被告人权利的基本内容，应当使辩护权在刑事诉讼中得到全面、系统的保障。至于无罪推定原则所包含的其他诉讼权利以及有关的诉讼规则，比如被告人不受非法搜查、非法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等也应当在诉讼法中得到体现。
    其三，完善对于司法机关诉讼行为的法律限制。由于无罪推定原则包含的宪法权利和诉讼权利相当广泛，要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这些权利，就必须弥补我国刑事程序立法长期存在的一种漏洞，也即，司法机关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诉讼行为应当发生相应的程序性后果，[32]特别是应规定诉讼行为在程序上无效的后果，否则，即使刑事诉讼完善了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其权利内涵的规定，但当这一权利受到侵害时如何救济在我国就仍然是个未决的难题。笔者认为，建立诉讼行为制度，尤其是完善其中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是保障无罪推定原则的良策。所谓诉讼行为，是“构成诉讼程序所实施合于诉讼法上所规定构成要件之行为，并足以发生诉讼法上之效果者为是。”[33]台湾学者对诉讼行为的主体以及诉讼行为发生的诉讼阶段都有不同的认识。有观点主张诉讼行为的主体是法院、当事人的，也有观点认为主体是法院、当事人、第三人；有认为诉讼行为是指审判中的行为的观点，也有认为诉讼行为也包括审判之前、判决之后的行为的观点。[34]为了保障无罪推定原则得以贯彻，笔者以为诉讼行为应当包括整个诉讼过程的行为。目前，在最容易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侦查阶段，我国诉讼法规中也有关于诉讼行为无效的规定，但仅限于刑讯逼供取得证据的行为，而且也只是规定了有选择的部分无效，即仅限于以刑讯、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言辞证据无效，实物证据却仍然有效。[35]由此可见，在完善诉讼行为的有关制度以保障无罪推定原则之实现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大有可为。
    其四，引入诉权制度，建立和完善相关诉权的行使程序，[36]以制约司法机关，保障无罪推定原则之贯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诉权是其对抗国家追诉权的唯一武器，是其诉讼权利的来源。在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权行使渠道不通畅，且缺乏对抗力度，甚至没有相关的对抗程序可供其利用。程序性诉权之实现所面临的问题尤其严重：当无罪推定原则被践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宪法权利在诉讼程序中受到司法机关之非法诉讼行为侵害时，应当以何种形式向何者提起何种诉求？应当以何种形式受理该诉求？以何种程序裁决该诉求？作出何种形式之裁决？该裁决可否上诉？这些都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之明显应予填补的空白，亟待补充完善。
    当然，关于宪法权利规范之实现问题，人们尚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被不当侵犯的宪法基本权利，必须被司法救济已成为各国宪法原则得以有效贯彻的重要保障”，[37]“宪法不入讼，是我国宪法基本权利被侵犯时难于获得实质救济（从而无法实现）的制度性因素”，[38]对此，很多学者提出了宪法司法化的建议，[39]据此建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对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侵犯其宪法权利的行为向法院提起宪法权利受到侵害的诉讼，然而，我们认为，这一做法在我国未必可行，因为：我国特殊的宪法权利实践方式，并无宪法权利直接在司法中适用的传统，此其一；当然传统并非不可以改变，但在我国现行的国家权力体制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法院尚无监督审查宪法实施之权力，故难以承担此重任，此其二；即使可以突破现行国家权力体制与国家理论，宪法司法化问题涉及修宪，其程序繁杂势必旷日持久，于当前之如涸辙之鱼、需急谋斗升之水的刑事被告人权利保障之事业而言，难奏立竿见影之功效，此其三。因此在笔者看来，以完善刑事诉讼法律之途径来保障宪法所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之实现更现实、可行。而笔者之所以认同无罪推定原则以及相关权利入宪，也完全是由于宪法的根本性大法之性质，取其可以为无罪推定原则提供理念支持与效力渊源，且可为该原则在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之具体化与充分贯彻提供宪法基础，这也是笔者在文末特意要强调的一点。

[1] 刑事被告人的权利问题是刑事诉讼中的基本问题，对此，笔者曾予以相应的论述。参见王敏远：《刑事被告人的权利——刑事诉讼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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